雍熙北伐打完之后，赵光义整个人都变了。
这种变，不是那种“朕要励精图治”的变，而是“朕再也不想打仗了”的变。
你想想，一个人兴冲冲地要证明自己比哥哥强，结果在高梁河被射趴在驴车上，在雍熙北伐又输光了全部家底，两次豪赌两次血亏——这种打击搁谁身上都得缓一阵子。
但赵光义缓的不是一阵子，是一辈子。
他以前看地图，眼睛往北看，燕云十六州，那是他做梦都想收回来的地方。
他现在看地图，眼睛往南看——南边没啥威胁，南边安全。
一个人从喜欢看北边转向喜欢看南边，不是他的视力变差了，是他的胆子变小了。高梁河那两箭射中的不是他的屁股，是他的雄心。
雍熙北伐输掉的不是二十万大军，是他最后一点自信。
他开始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哥打仗就能贏，我打仗就输？这个问题他想了很多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我不行，是敌人太强了！？
这个结论当然有自欺欺人的成分。
柴荣北伐的时候，契丹不比现在弱，人家四十二天拿下三关三州，打得耶律璟缩在草原上不敢冒头。
赵匡胤虽然没来得及北伐，但他灭南唐平后蜀，战功摆在那里。
赵光义不是没能力，他是没那个命——或者说，他是没那个心態。
他太想贏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结果越想贏越输。
但赵光义自己不这么看。他觉得，既然打不过，那就別打了。他把军事上的战略进攻，改成了战略防御。
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守內虚外。
…
…
“守內虚外”这四个字，听起来很高级，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关起门来过日子，外面的事儘量別管。
具体怎么操作呢？首先，把边防军的精锐全部调到京城周边，编入禁军。
这招看著是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等於把边境的篱笆拆了补自家的院墙。
边境上本来驻著能打的部队，现在全被抽走了，换上去的是老弱病残和屯田兵。
这些人种地还行，打仗就算了。契丹骑兵一来，他们跑得比老百姓还快。
其次，在边境大规模种树。
不是搞绿化，是种榆树和柳树，密密麻麻种成一条几百里长的林带，想用树挡住契丹骑兵。
这个想法搁今天看有点可爱——你指望几排树挡住人家的铁骑？契丹人又不是骑著自行车来的。
但赵光义觉得这招管用，因为他的逻辑不是“挡住”，而是“绊一下”。
只要能绊一下，让骑兵跑不起来，就算成功。问题是，树是死的，马是活的。
人家绕一下不就过去了？
再次，挖河。从太行山脚下往东挖，一直挖到渤海湾，搞了一条“水长城”。
这条河叫界河，今天白洋淀那一带的水系就是它的遗蹟。
挖河比种树靠谱一点，至少骑兵確实不好过河。
但问题是，冬天河面一结冰，骑兵照样如履平地。
而且维护成本极高，年年得疏浚，年年得加固，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
这笔帐赵光义算过没有？大概算过，但他觉得花在河上的钱比花在战场上的钱少，所以就认了。
种树、挖河、撤兵，这三板斧砍下来，大宋的北边防务变成了一张被动挨打的筛子。
以前柴荣北伐的时候是主动出击，追著契丹人打。
现在倒好，缩在一条河后面，等著人家来打你。
这种国防策略，赵光义的子孙们后来全盘继承，一直用到北宋灭亡。直到金兵南下的时候，北宋还在“守內虚外”，结果金兵过了黄河，一路畅通无阻地进了汴梁。
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
…
赵光义搞“守內虚外”，除了军事上被打怕了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他不放心自己人。
他老哥赵匡胤虽然也收兵权，但那是对外扩张的同时收兵权，是边打边收。
赵光义是仗都不打了，还一个劲儿收。他怕什么？怕武將。
他自己就是靠著禁军统帅的身份上台的，他太清楚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將在前线能搞出什么动静了。
万一哪个將军在北伐途中被部下黄袍加身，那他赵光义不就是第二个柴宗训？
他越想越怕，越怕越收，收到最后，大宋的军队变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奇怪状態。
打仗的时候临时派个文官去指挥，打完仗立刻把兵权收回来。
將军不认识自己的部队，士兵不信任自己的將军，这种军队能打胜仗才有鬼。
但赵光义不在乎。
他觉得打不贏契丹人没关係，只要內部不出乱子就行。
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防止內部造反上，对外的態度就是五个字——花钱买平安。
契丹人来了？给钱。
西夏人闹了？给钱。
只要別打我就行。
这种鸵鸟政策在他活著的时候还能勉强维持，等他死了之后，大宋的军事实力一路下滑，最后到了谁都能来踩一脚的地步。
…
…
不过，公平地说，赵光义的“守內虚外”也不是完全没有正面意义。
他把精力从对外战爭转向內部建设，搞科举扩招、编修类书、完善文官制度，这些事確实让大宋的文化和经济繁荣了起来。
他当皇帝的时代，汴梁城里夜夜笙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还真不错。
不打仗嘛，税虽然重，但好歹不用被抓去当兵。
商人们安安稳稳做生意，读书人老老实实考科举，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態。
但问题在於，这种平稳是脆弱的。
它建立在“花钱买平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自己能打”的基础上。
一旦花钱买不来平安了，或者敌人不满足於花钱了，那这套体系就会瞬间崩塌。
后来的靖康之变，就是这种崩塌的总清算。
赵光义的政治遗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他把大宋从一只还会咬人的老虎，变成了一头只会吃草的羊。
羊当然比老虎温顺，羊群也比老虎群好管理，但羊是活不长的——尤其是隔壁住著狼的时候。
他把一个能打敢拼的北宋，变成了一个只会防守的北宋。这个基因突变影响了大宋此后两百年的命运。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赵光义坐在大庆殿里，看著边境送来的平安奏报，大概还在为自己的“守內虚外”沾沾自喜。
他觉得自己终於从哥哥的阴影里走出来了——他哥是打天下的，他是守天下的。
守天下多省心啊，种种树、挖挖河、考考试，日子过得跟退休老干部似的。
但他身边那些不服气的眼神，已经悄悄转向了下一代。
我们下一章见。
这种变，不是那种“朕要励精图治”的变，而是“朕再也不想打仗了”的变。
你想想，一个人兴冲冲地要证明自己比哥哥强，结果在高梁河被射趴在驴车上，在雍熙北伐又输光了全部家底，两次豪赌两次血亏——这种打击搁谁身上都得缓一阵子。
但赵光义缓的不是一阵子，是一辈子。
他以前看地图，眼睛往北看，燕云十六州，那是他做梦都想收回来的地方。
他现在看地图，眼睛往南看——南边没啥威胁，南边安全。
一个人从喜欢看北边转向喜欢看南边，不是他的视力变差了，是他的胆子变小了。高梁河那两箭射中的不是他的屁股，是他的雄心。
雍熙北伐输掉的不是二十万大军，是他最后一点自信。
他开始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哥打仗就能贏，我打仗就输？这个问题他想了很多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我不行，是敌人太强了！？
这个结论当然有自欺欺人的成分。
柴荣北伐的时候，契丹不比现在弱，人家四十二天拿下三关三州，打得耶律璟缩在草原上不敢冒头。
赵匡胤虽然没来得及北伐，但他灭南唐平后蜀，战功摆在那里。
赵光义不是没能力，他是没那个命——或者说，他是没那个心態。
他太想贏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结果越想贏越输。
但赵光义自己不这么看。他觉得，既然打不过，那就別打了。他把军事上的战略进攻，改成了战略防御。
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守內虚外。
…
…
“守內虚外”这四个字，听起来很高级，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关起门来过日子，外面的事儘量別管。
具体怎么操作呢？首先，把边防军的精锐全部调到京城周边，编入禁军。
这招看著是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等於把边境的篱笆拆了补自家的院墙。
边境上本来驻著能打的部队，现在全被抽走了，换上去的是老弱病残和屯田兵。
这些人种地还行，打仗就算了。契丹骑兵一来，他们跑得比老百姓还快。
其次，在边境大规模种树。
不是搞绿化，是种榆树和柳树，密密麻麻种成一条几百里长的林带，想用树挡住契丹骑兵。
这个想法搁今天看有点可爱——你指望几排树挡住人家的铁骑？契丹人又不是骑著自行车来的。
但赵光义觉得这招管用，因为他的逻辑不是“挡住”，而是“绊一下”。
只要能绊一下，让骑兵跑不起来，就算成功。问题是，树是死的，马是活的。
人家绕一下不就过去了？
再次，挖河。从太行山脚下往东挖，一直挖到渤海湾，搞了一条“水长城”。
这条河叫界河，今天白洋淀那一带的水系就是它的遗蹟。
挖河比种树靠谱一点，至少骑兵確实不好过河。
但问题是，冬天河面一结冰，骑兵照样如履平地。
而且维护成本极高，年年得疏浚，年年得加固，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
这笔帐赵光义算过没有？大概算过，但他觉得花在河上的钱比花在战场上的钱少，所以就认了。
种树、挖河、撤兵，这三板斧砍下来，大宋的北边防务变成了一张被动挨打的筛子。
以前柴荣北伐的时候是主动出击，追著契丹人打。
现在倒好，缩在一条河后面，等著人家来打你。
这种国防策略，赵光义的子孙们后来全盘继承，一直用到北宋灭亡。直到金兵南下的时候，北宋还在“守內虚外”，结果金兵过了黄河，一路畅通无阻地进了汴梁。
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
…
赵光义搞“守內虚外”，除了军事上被打怕了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他不放心自己人。
他老哥赵匡胤虽然也收兵权，但那是对外扩张的同时收兵权，是边打边收。
赵光义是仗都不打了，还一个劲儿收。他怕什么？怕武將。
他自己就是靠著禁军统帅的身份上台的，他太清楚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將在前线能搞出什么动静了。
万一哪个將军在北伐途中被部下黄袍加身，那他赵光义不就是第二个柴宗训？
他越想越怕，越怕越收，收到最后，大宋的军队变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奇怪状態。
打仗的时候临时派个文官去指挥，打完仗立刻把兵权收回来。
將军不认识自己的部队，士兵不信任自己的將军，这种军队能打胜仗才有鬼。
但赵光义不在乎。
他觉得打不贏契丹人没关係，只要內部不出乱子就行。
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防止內部造反上，对外的態度就是五个字——花钱买平安。
契丹人来了？给钱。
西夏人闹了？给钱。
只要別打我就行。
这种鸵鸟政策在他活著的时候还能勉强维持，等他死了之后，大宋的军事实力一路下滑，最后到了谁都能来踩一脚的地步。
…
…
不过，公平地说，赵光义的“守內虚外”也不是完全没有正面意义。
他把精力从对外战爭转向內部建设，搞科举扩招、编修类书、完善文官制度，这些事確实让大宋的文化和经济繁荣了起来。
他当皇帝的时代，汴梁城里夜夜笙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还真不错。
不打仗嘛，税虽然重，但好歹不用被抓去当兵。
商人们安安稳稳做生意，读书人老老实实考科举，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態。
但问题在於，这种平稳是脆弱的。
它建立在“花钱买平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自己能打”的基础上。
一旦花钱买不来平安了，或者敌人不满足於花钱了，那这套体系就会瞬间崩塌。
后来的靖康之变，就是这种崩塌的总清算。
赵光义的政治遗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他把大宋从一只还会咬人的老虎，变成了一头只会吃草的羊。
羊当然比老虎温顺，羊群也比老虎群好管理，但羊是活不长的——尤其是隔壁住著狼的时候。
他把一个能打敢拼的北宋，变成了一个只会防守的北宋。这个基因突变影响了大宋此后两百年的命运。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赵光义坐在大庆殿里，看著边境送来的平安奏报，大概还在为自己的“守內虚外”沾沾自喜。
他觉得自己终於从哥哥的阴影里走出来了——他哥是打天下的，他是守天下的。
守天下多省心啊，种种树、挖挖河、考考试，日子过得跟退休老干部似的。
但他身边那些不服气的眼神，已经悄悄转向了下一代。
我们下一章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