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甜甜犹豫了一下,把卫衣套在身上。袖子短了一截,衣服下摆刚好到肚脐眼,整个人绷得像一根被拧紧了弦的、隨时会弹出去的皮筋。她对著衣柜镜子照了照,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太小了!你看,像个紧身衣。”
“好看。”余志东靠在门框上说。
“你骗人。这哪好看了?”
“我说好看就好看。”
她把卫衣脱下来,叠好,放在编织袋里。动作比刚才快了一些,没有再犹豫。
收拾了两个多小时,编织袋装满了三个。衣服、鞋子、书、相册、旧奖状、小时候的玩具、一个坏了很久但一直没扔的檯灯、一摞发黄的报纸、一套缺了两个杯子的茶具、一个被虫蛀了一半的木头相框。每一样东西她都拿起来看了很久才放进去,有些东西她拿起来又放下了,没有放进去,她让它留在了原地。
“这些东西,以前觉得每一样都很重要,不能扔。现在再看,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她蹲在地上,手里拿著一个布娃娃,娃娃的头髮掉了大半,一只眼睛的扣子掉了,脸上还有原子笔画的道道,是她小时候画的。她把娃娃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想了一会儿,最后放进了编织袋里。“但这个我要带走。”她说。
收拾完东西,刘甜甜把三个编织袋拖到门口,拍了拍手上的灰。她站在客厅中间,转了一圈,看著空荡荡的房间。墙上还有贴过海报的痕跡,透明胶的痕跡还在,一圈一圈的,发黄了,像一道一道的、被时间刻上去的、擦不掉的年轮。
“志东。”
“嗯。”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里。去大城市,去上海,去北京,去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房子太小了,太破了,太旧了,我在这里待够了。后来我真的走了,去上海读书了。走的那天我很开心,一路上都在笑。我妈哭了我都没哭,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她说著说著声音变了。“但我到了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哭了。我想这个房子了。我想我爸的呼嚕声,想我妈做的红烧肉,想巷子口那棵歪脖子树,想隔壁那只总跑过来偷吃我们家猫粮的流浪猫。我想这里的一切。我觉得我好贱,待在这里的时候想走,走了以后想回来。”
“不是贱。”余志东说。“是想念。”
“想念是什么?”
“想念是你离开一个地方以后,那个地方的一部分跟著你走了。你走到哪它跟到哪,你不想它它也在。就像你身上多长了一个器官,你看不见摸不著,但它一直在,在你身体里面,在你心里。你高兴的时候它在,难过的时候它也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在你的梦里,你醒著的时候它在你的呼吸里。它永远不会消失,除非你把你自己的一部分切掉。但你捨不得切掉。”
刘甜甜看著他,眼泪已经下来了。她没有擦,就让它流。她站在那里,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照得亮亮的,像一个站在舞台中央的、被聚光灯追著的、正在演出一场只有一个人看的、关於告別和怀念的独角戏。
“志东,你有时候像一个诗人。”
“我不是。”
“你是。你说的话就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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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我说的好。是我想的事情好。我想的事情好,是因为我看到的事情好。我看到的事情好,是因为我遇到的人好。”
“你遇到谁了?”
“你。”
她哭著笑了。那个笑容比之前所有的笑都轻,轻得像一片被风吹起来的、在空中打了好几个旋的、迟迟不肯落下的、最后终於落在水面上、盪开一圈一圈涟漪的落叶。
她走过来,把脸埋进他的胸口,手攥著他的衣角,像在那个包子铺的晚上一样,但攥得没有那么紧了。不是不需要攥紧了,是知道他不走了,不用攥了,他的手会一直在的,他的手指会穿过她的指缝,十指相扣。
他们在老房子里待到下午三点。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角度变了,把屋里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刘晶晶最后在房子里走了一圈,摸了摸每一面墙,在客厅的墙上用手指画了一个小小的爱心,画完自己笑了,用手抹掉了,抹不乾净,留了一个浅浅的、粉色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印子。
“走吧。”她说。
她拉下捲帘门,哗啦一声。她蹲下来锁门,钥匙在锁孔里拧了好几圈,锁好了,站起来,拍了拍手。
“志东。”
“嗯。”
“你说,很多年以后,我还会记得这里吗?”
“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刚才在墙上画的那个爱心,虽然你抹掉了,但它还在。你看。”他指著捲帘门旁边那面墙上那个浅浅的、粉色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印子。“你抹不掉的。有些事情你做了就是做了,抹不掉了。你在这里住了十八年,你就是住在这里了。这个地方长在你身体里了,你走到哪它都跟著你。你不用记住它,它不会忘的。”
刘甜甜看著墙上那个快要消失的印子,伸出手指又描了一遍。描完了,把手缩回去,插进口袋里。
“走吧。回上海。”
他们拖著三个编织袋走到巷口,叫了一辆计程车去汽车站。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叔,黄云县本地人,看到三个编织袋皱了皱眉,但还是帮忙塞进了后备箱。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只在等红灯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目光在余志东手上那根粉色发绳上停了一下,嘴角动了动,没说什么。
大巴上,刘甜甜靠在他肩膀上睡著了。她的呼吸很轻很匀,睫毛不颤了,嘴角微微翘著,不知道在梦什么。她的手还握著他的手,没有鬆开。大巴在国道上晃晃悠悠地开,窗外的农田一片一片地往后退,退得很快,快到像在跑。她在梦里动了一下,嘴巴动了动,叫了一声“志东”,声音很小,小到像一颗糖掉进水里,咚的一声,听不到,但涟漪一圈一圈地盪开了。
余志东低头看著她。阳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的脸在阳光里很白很安静,像一件被放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很珍贵的、怕碎的艺术品。他伸出手,把她脸上的一缕碎发拨到耳后。她的耳朵很小,耳垂很薄,阳光下几乎是半透明的,能看到细细的红色的血管,像一张被光穿透的、薄如蝉翼的、红色的纸。
大巴进了上海,天快黑了。他们下了车,刘甜甜给刘母打了个电话说到了,掛完电话站在路边等计程车。晚霞铺在西边的天上,紫红色的,大面积的,把整条马路都染成了同一种顏色,包括她的脸、她的头髮、她白色针织开衫的每一个褶皱。
“志东,今天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陪我去。如果你不在,我一个人肯定哭死了。”
“你哭了也没人看到。”
“你会看到。”
“我看到了又怎样?”
“你看到了就会心疼我。你一心疼我,就会对我更好。你对我更好,我就更喜欢你。我更喜欢你,我就越离不开你。我越离不开你,你就越跑不掉。”
余志东看著她,笑了。
“我没想跑。”
“你最好別想。你想跑也跑不掉。我在你手腕上拴了绳了。”她指著他的手腕上那根粉色的发绳。“这根绳子可结实了。你跑多远我都给你拽回来。”
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头顶洒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靠得很近,近到几乎分不清哪个是谁的。晚霞还在天边没有完全退去,紫红色和橘黄色在天上搅在一起,像一杯还没搅匀的、分层的、好看得不真实的鸡尾酒。
计程车来了。他们坐上车,刘甜甜报了包子铺的地址。车子在城市里穿行,窗外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红红绿绿的,在车窗玻璃上拉出一道一道的光带。刘甜甜靠在余志东肩膀上,看著窗外。
“志东,你说,上海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能遇到?”
“因为你要吃包子。”
“我没吃你家的包子之前就遇到你了。你在包子铺门口站著,我在里面端包子,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在想,这个人好高。好高好高。比我爸还高。”
余志东笑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想,他会不会点一屉包子,点一碗粥,坐在靠窗的位置吃。他吃的时候会不会看我。他看我的时候会不会笑。他笑的时候会不会好看。”
“好看吗?”
“你猜。”
“好看。”
“你猜错了。”她顿了顿,把脸贴在他肩膀上,声音轻轻的。“不是好看。是特別好看。”
车窗外,上海的夜晚亮得不像话。高楼上的灯、马路上的灯、桥上的灯、楼顶上的灯、gg牌上的灯、红绿灯、车灯、路灯、每家每户窗户里透出来的灯,所有的灯都亮著,像是这座城市在说——你看,我有这么多灯,我有这么多光,我有这么亮的夜晚,但你不用怕,你不是一个人,你旁边有一个人,他的手握著你的手,他的肩膀靠著你的头,他的呼吸就在你的头顶。你在这个城市里不是一个人。你永远不会一个人。
车子停在包子铺门口。他们下了车,刘母从店里迎出来,看到三个编织袋,说了句“怎么这么多东西”,但还是接过去拎进了店里。刘甜甜站在门口,转过身看著余志东。
“志东。”
“嗯。”
“你今天累不累?”
“不累。”
“你骗人。你帮我扛了两袋东西,怎么可能不累。”
“那你帮我揉揉。”
“现在?”
“现在。”
刘甜甜咬了咬嘴唇,看了一眼店里,刘母已经拎著编织袋进后厨了,门口只有他们两个人。她伸出手,在他肩膀上捏了两下,力道很轻,像一只猫在用爪子踩奶,踩了两下就停了。
“好了。”
“这么快?”
“明天再揉。明天揉久一点。”她看著他,路灯的光落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路灯的光,是霓虹灯的光,是这座城市的夜晚里所有的光和所有的心跳加起来,都不及的那一种光。
“志东。”
“嗯。”
“我今天说的那些话,你都记住了吗?”
“哪句?”
“每句。”
“都记住了。”
“你骗人。我说了那么多句,你怎么可能都记住。”
“你说你不怕坐大巴了,因为有薄荷糖。你说你小时候成绩不好,但幸好没考好,因为考好了就遇不到我了。你说你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哭了,因为你想家。你说你想跑我也跑不掉,因为你在手腕上拴了绳。你说了很多。我都记住了。”
刘甜甜看著他,嘴唇在抖,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收了回去,抿了抿嘴,笑了。
“余志东。”
“嗯。”
“你的脑袋是什么做的?怎么什么都能记住?”
“不是脑袋记住了。是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刘甜甜看著他的胸口,看著他的手放在胸口的位置。她伸出手,把手掌贴在他胸口,隔著衣服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咚、咚、咚——很稳,很有力,跟他的声音一样,跟他的眼神一样,跟他说“你在哪我就在哪”的时候一样,跟他说“你是我的初恋”的时候一样,跟他说“我对你,不是心动,是心跳”的时候一样。
“你的心跳好快。”她说。
“因为你在这里。”
“我的手在这里,你的心跳就快了?”
“你不在的时候也快。你在的时候更快。你在不在都快,因为你在心里。一直在这里,跳一下就想你一次,跳一下就想你一次,一分钟跳几十次,一天跳几万次,一年跳几百万次。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刘甜甜把手从他胸口拿开,放在自己胸口上。
“我的也好快。”她说。“你听听。”
余志东低下头,耳朵贴在她胸口。她的心跳確实很快,比他快,咚咚咚咚咚的,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拼命扑棱翅膀的、想要飞出去的麻雀。
“你听到了吗?”她问。
“听到了。”
“在说什么?”
“在说『余志东你这个討厌鬼』。”
“才不是。”她低头看著他把耳朵贴在她胸口的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我的心在说『余志东你別走了』。”
“我没走。”
“那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再走。”
“明天什么时候?”
“明天晚上。白天陪你一天。”
“你说的。”
“我说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地吐出来,把他从她胸口拉起来,双手捧著他的脸,拇指在他颧骨上轻轻摩挲了一下。他的脸有点凉,风吹的,秋天的晚风凉了,吹久了脸就凉了,但她的手指是热的,热度从他的颧骨传到他的脸颊,从他脸颊传到他的嘴唇,从他嘴唇传到他的心臟,从心臟传到每一根手指、每一寸皮肤、每一个细胞。
“余志东。”
“嗯。”
“你长得真好看。”
“你说了好多遍了。”
“说再多遍也不够。你长得真好看。你长得真好看。你长得真好看。”她说了三遍,每说一遍眼睛就亮一点,说到第三遍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光,满满的,快要溢出来了。
余志东看著她,伸出手,把她额前的碎发拨到耳后,手指在她耳朵上停了一下——她的耳朵在路灯下几乎是透明的,薄薄的,小小的,像一片被秋天的阳光晒透了的、脉络分明的、捨不得碰碎的叶子。
“刘甜甜。”
“嗯。”
“你今天也好看。明天也会好看。后天也会。以后每一天都好看。”
她没有说话,踮起脚尖,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这一次不是碰一下就跑了,不是停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是停在那里,嘴唇贴著他的嘴唇,不动了。她闭上眼睛,睫毛颤著,呼吸全扑在他脸上,暖暖的,带著薄荷糖的凉意和整个秋天的温度。
亲完了她退开,睁开眼睛看著他。
“这次记住了。”她说。
“记住了什么?”
“你的嘴唇。你的温度。你的呼吸。你闭上眼睛之前看我的那个眼神。我都记住了。以后不会忘了。以后每一次都会记住。每一次都记得死死的,记在心里,记到心里去,记到心里最里面那个最深的、最安全的、谁都拿不走的抽屉里。”
余志东看著她,伸出手,手指在她嘴唇上轻轻碰了一下——像之前好多次那样,轻轻的,软软的,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那个抽屉,”他说,“我也在里面吗?”
“你在最里面。”她说。“抽屉最里面,放著我最重要的东西。我的相册、我妈织的毛衣、我小时候的布娃娃、你送我的那支口红、你帮我缠了粉色手胶的羽毛球拍、你写给我所有的『好』字——你都记得吗?你每次都说『好』。”
“记得。”
“多少个?”
“数不清。”
“数不清是多少?”
“很多很多。多到可以填满你那个抽屉的每一个角落。多到抽屉装不下了,往外溢。多到溢出来的部分在地上铺了一层又一层,厚到踩上去软软的,像秋天的银杏叶,像冬天的初雪,像春天刚冒出来的草芽,像夏天傍晚的风。多到这辈子的每一天都用一个『好』字来填,也填不满。因为下辈子还要接著填。”
“太小了!你看,像个紧身衣。”
“好看。”余志东靠在门框上说。
“你骗人。这哪好看了?”
“我说好看就好看。”
她把卫衣脱下来,叠好,放在编织袋里。动作比刚才快了一些,没有再犹豫。
收拾了两个多小时,编织袋装满了三个。衣服、鞋子、书、相册、旧奖状、小时候的玩具、一个坏了很久但一直没扔的檯灯、一摞发黄的报纸、一套缺了两个杯子的茶具、一个被虫蛀了一半的木头相框。每一样东西她都拿起来看了很久才放进去,有些东西她拿起来又放下了,没有放进去,她让它留在了原地。
“这些东西,以前觉得每一样都很重要,不能扔。现在再看,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她蹲在地上,手里拿著一个布娃娃,娃娃的头髮掉了大半,一只眼睛的扣子掉了,脸上还有原子笔画的道道,是她小时候画的。她把娃娃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想了一会儿,最后放进了编织袋里。“但这个我要带走。”她说。
收拾完东西,刘甜甜把三个编织袋拖到门口,拍了拍手上的灰。她站在客厅中间,转了一圈,看著空荡荡的房间。墙上还有贴过海报的痕跡,透明胶的痕跡还在,一圈一圈的,发黄了,像一道一道的、被时间刻上去的、擦不掉的年轮。
“志东。”
“嗯。”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里。去大城市,去上海,去北京,去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房子太小了,太破了,太旧了,我在这里待够了。后来我真的走了,去上海读书了。走的那天我很开心,一路上都在笑。我妈哭了我都没哭,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她说著说著声音变了。“但我到了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哭了。我想这个房子了。我想我爸的呼嚕声,想我妈做的红烧肉,想巷子口那棵歪脖子树,想隔壁那只总跑过来偷吃我们家猫粮的流浪猫。我想这里的一切。我觉得我好贱,待在这里的时候想走,走了以后想回来。”
“不是贱。”余志东说。“是想念。”
“想念是什么?”
“想念是你离开一个地方以后,那个地方的一部分跟著你走了。你走到哪它跟到哪,你不想它它也在。就像你身上多长了一个器官,你看不见摸不著,但它一直在,在你身体里面,在你心里。你高兴的时候它在,难过的时候它也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在你的梦里,你醒著的时候它在你的呼吸里。它永远不会消失,除非你把你自己的一部分切掉。但你捨不得切掉。”
刘甜甜看著他,眼泪已经下来了。她没有擦,就让它流。她站在那里,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照得亮亮的,像一个站在舞台中央的、被聚光灯追著的、正在演出一场只有一个人看的、关於告別和怀念的独角戏。
“志东,你有时候像一个诗人。”
“我不是。”
“你是。你说的话就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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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我说的好。是我想的事情好。我想的事情好,是因为我看到的事情好。我看到的事情好,是因为我遇到的人好。”
“你遇到谁了?”
“你。”
她哭著笑了。那个笑容比之前所有的笑都轻,轻得像一片被风吹起来的、在空中打了好几个旋的、迟迟不肯落下的、最后终於落在水面上、盪开一圈一圈涟漪的落叶。
她走过来,把脸埋进他的胸口,手攥著他的衣角,像在那个包子铺的晚上一样,但攥得没有那么紧了。不是不需要攥紧了,是知道他不走了,不用攥了,他的手会一直在的,他的手指会穿过她的指缝,十指相扣。
他们在老房子里待到下午三点。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角度变了,把屋里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刘晶晶最后在房子里走了一圈,摸了摸每一面墙,在客厅的墙上用手指画了一个小小的爱心,画完自己笑了,用手抹掉了,抹不乾净,留了一个浅浅的、粉色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印子。
“走吧。”她说。
她拉下捲帘门,哗啦一声。她蹲下来锁门,钥匙在锁孔里拧了好几圈,锁好了,站起来,拍了拍手。
“志东。”
“嗯。”
“你说,很多年以后,我还会记得这里吗?”
“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刚才在墙上画的那个爱心,虽然你抹掉了,但它还在。你看。”他指著捲帘门旁边那面墙上那个浅浅的、粉色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印子。“你抹不掉的。有些事情你做了就是做了,抹不掉了。你在这里住了十八年,你就是住在这里了。这个地方长在你身体里了,你走到哪它都跟著你。你不用记住它,它不会忘的。”
刘甜甜看著墙上那个快要消失的印子,伸出手指又描了一遍。描完了,把手缩回去,插进口袋里。
“走吧。回上海。”
他们拖著三个编织袋走到巷口,叫了一辆计程车去汽车站。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叔,黄云县本地人,看到三个编织袋皱了皱眉,但还是帮忙塞进了后备箱。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只在等红灯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目光在余志东手上那根粉色发绳上停了一下,嘴角动了动,没说什么。
大巴上,刘甜甜靠在他肩膀上睡著了。她的呼吸很轻很匀,睫毛不颤了,嘴角微微翘著,不知道在梦什么。她的手还握著他的手,没有鬆开。大巴在国道上晃晃悠悠地开,窗外的农田一片一片地往后退,退得很快,快到像在跑。她在梦里动了一下,嘴巴动了动,叫了一声“志东”,声音很小,小到像一颗糖掉进水里,咚的一声,听不到,但涟漪一圈一圈地盪开了。
余志东低头看著她。阳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的脸在阳光里很白很安静,像一件被放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很珍贵的、怕碎的艺术品。他伸出手,把她脸上的一缕碎发拨到耳后。她的耳朵很小,耳垂很薄,阳光下几乎是半透明的,能看到细细的红色的血管,像一张被光穿透的、薄如蝉翼的、红色的纸。
大巴进了上海,天快黑了。他们下了车,刘甜甜给刘母打了个电话说到了,掛完电话站在路边等计程车。晚霞铺在西边的天上,紫红色的,大面积的,把整条马路都染成了同一种顏色,包括她的脸、她的头髮、她白色针织开衫的每一个褶皱。
“志东,今天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陪我去。如果你不在,我一个人肯定哭死了。”
“你哭了也没人看到。”
“你会看到。”
“我看到了又怎样?”
“你看到了就会心疼我。你一心疼我,就会对我更好。你对我更好,我就更喜欢你。我更喜欢你,我就越离不开你。我越离不开你,你就越跑不掉。”
余志东看著她,笑了。
“我没想跑。”
“你最好別想。你想跑也跑不掉。我在你手腕上拴了绳了。”她指著他的手腕上那根粉色的发绳。“这根绳子可结实了。你跑多远我都给你拽回来。”
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头顶洒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靠得很近,近到几乎分不清哪个是谁的。晚霞还在天边没有完全退去,紫红色和橘黄色在天上搅在一起,像一杯还没搅匀的、分层的、好看得不真实的鸡尾酒。
计程车来了。他们坐上车,刘甜甜报了包子铺的地址。车子在城市里穿行,窗外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红红绿绿的,在车窗玻璃上拉出一道一道的光带。刘甜甜靠在余志东肩膀上,看著窗外。
“志东,你说,上海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能遇到?”
“因为你要吃包子。”
“我没吃你家的包子之前就遇到你了。你在包子铺门口站著,我在里面端包子,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在想,这个人好高。好高好高。比我爸还高。”
余志东笑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想,他会不会点一屉包子,点一碗粥,坐在靠窗的位置吃。他吃的时候会不会看我。他看我的时候会不会笑。他笑的时候会不会好看。”
“好看吗?”
“你猜。”
“好看。”
“你猜错了。”她顿了顿,把脸贴在他肩膀上,声音轻轻的。“不是好看。是特別好看。”
车窗外,上海的夜晚亮得不像话。高楼上的灯、马路上的灯、桥上的灯、楼顶上的灯、gg牌上的灯、红绿灯、车灯、路灯、每家每户窗户里透出来的灯,所有的灯都亮著,像是这座城市在说——你看,我有这么多灯,我有这么多光,我有这么亮的夜晚,但你不用怕,你不是一个人,你旁边有一个人,他的手握著你的手,他的肩膀靠著你的头,他的呼吸就在你的头顶。你在这个城市里不是一个人。你永远不会一个人。
车子停在包子铺门口。他们下了车,刘母从店里迎出来,看到三个编织袋,说了句“怎么这么多东西”,但还是接过去拎进了店里。刘甜甜站在门口,转过身看著余志东。
“志东。”
“嗯。”
“你今天累不累?”
“不累。”
“你骗人。你帮我扛了两袋东西,怎么可能不累。”
“那你帮我揉揉。”
“现在?”
“现在。”
刘甜甜咬了咬嘴唇,看了一眼店里,刘母已经拎著编织袋进后厨了,门口只有他们两个人。她伸出手,在他肩膀上捏了两下,力道很轻,像一只猫在用爪子踩奶,踩了两下就停了。
“好了。”
“这么快?”
“明天再揉。明天揉久一点。”她看著他,路灯的光落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路灯的光,是霓虹灯的光,是这座城市的夜晚里所有的光和所有的心跳加起来,都不及的那一种光。
“志东。”
“嗯。”
“我今天说的那些话,你都记住了吗?”
“哪句?”
“每句。”
“都记住了。”
“你骗人。我说了那么多句,你怎么可能都记住。”
“你说你不怕坐大巴了,因为有薄荷糖。你说你小时候成绩不好,但幸好没考好,因为考好了就遇不到我了。你说你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哭了,因为你想家。你说你想跑我也跑不掉,因为你在手腕上拴了绳。你说了很多。我都记住了。”
刘甜甜看著他,嘴唇在抖,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收了回去,抿了抿嘴,笑了。
“余志东。”
“嗯。”
“你的脑袋是什么做的?怎么什么都能记住?”
“不是脑袋记住了。是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刘甜甜看著他的胸口,看著他的手放在胸口的位置。她伸出手,把手掌贴在他胸口,隔著衣服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咚、咚、咚——很稳,很有力,跟他的声音一样,跟他的眼神一样,跟他说“你在哪我就在哪”的时候一样,跟他说“你是我的初恋”的时候一样,跟他说“我对你,不是心动,是心跳”的时候一样。
“你的心跳好快。”她说。
“因为你在这里。”
“我的手在这里,你的心跳就快了?”
“你不在的时候也快。你在的时候更快。你在不在都快,因为你在心里。一直在这里,跳一下就想你一次,跳一下就想你一次,一分钟跳几十次,一天跳几万次,一年跳几百万次。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刘甜甜把手从他胸口拿开,放在自己胸口上。
“我的也好快。”她说。“你听听。”
余志东低下头,耳朵贴在她胸口。她的心跳確实很快,比他快,咚咚咚咚咚的,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拼命扑棱翅膀的、想要飞出去的麻雀。
“你听到了吗?”她问。
“听到了。”
“在说什么?”
“在说『余志东你这个討厌鬼』。”
“才不是。”她低头看著他把耳朵贴在她胸口的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我的心在说『余志东你別走了』。”
“我没走。”
“那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再走。”
“明天什么时候?”
“明天晚上。白天陪你一天。”
“你说的。”
“我说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地吐出来,把他从她胸口拉起来,双手捧著他的脸,拇指在他颧骨上轻轻摩挲了一下。他的脸有点凉,风吹的,秋天的晚风凉了,吹久了脸就凉了,但她的手指是热的,热度从他的颧骨传到他的脸颊,从他脸颊传到他的嘴唇,从他嘴唇传到他的心臟,从心臟传到每一根手指、每一寸皮肤、每一个细胞。
“余志东。”
“嗯。”
“你长得真好看。”
“你说了好多遍了。”
“说再多遍也不够。你长得真好看。你长得真好看。你长得真好看。”她说了三遍,每说一遍眼睛就亮一点,说到第三遍的时候眼睛里全是光,满满的,快要溢出来了。
余志东看著她,伸出手,把她额前的碎发拨到耳后,手指在她耳朵上停了一下——她的耳朵在路灯下几乎是透明的,薄薄的,小小的,像一片被秋天的阳光晒透了的、脉络分明的、捨不得碰碎的叶子。
“刘甜甜。”
“嗯。”
“你今天也好看。明天也会好看。后天也会。以后每一天都好看。”
她没有说话,踮起脚尖,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这一次不是碰一下就跑了,不是停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是停在那里,嘴唇贴著他的嘴唇,不动了。她闭上眼睛,睫毛颤著,呼吸全扑在他脸上,暖暖的,带著薄荷糖的凉意和整个秋天的温度。
亲完了她退开,睁开眼睛看著他。
“这次记住了。”她说。
“记住了什么?”
“你的嘴唇。你的温度。你的呼吸。你闭上眼睛之前看我的那个眼神。我都记住了。以后不会忘了。以后每一次都会记住。每一次都记得死死的,记在心里,记到心里去,记到心里最里面那个最深的、最安全的、谁都拿不走的抽屉里。”
余志东看著她,伸出手,手指在她嘴唇上轻轻碰了一下——像之前好多次那样,轻轻的,软软的,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那个抽屉,”他说,“我也在里面吗?”
“你在最里面。”她说。“抽屉最里面,放著我最重要的东西。我的相册、我妈织的毛衣、我小时候的布娃娃、你送我的那支口红、你帮我缠了粉色手胶的羽毛球拍、你写给我所有的『好』字——你都记得吗?你每次都说『好』。”
“记得。”
“多少个?”
“数不清。”
“数不清是多少?”
“很多很多。多到可以填满你那个抽屉的每一个角落。多到抽屉装不下了,往外溢。多到溢出来的部分在地上铺了一层又一层,厚到踩上去软软的,像秋天的银杏叶,像冬天的初雪,像春天刚冒出来的草芽,像夏天傍晚的风。多到这辈子的每一天都用一个『好』字来填,也填不满。因为下辈子还要接著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