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好了，大家別这么严肃，“奥加辽夫还试图维持局面，“亚歷山大就是那个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奥加辽夫，別再说了。”一旁围观的马里埃蒂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安东尼奥，”奥加辽夫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你....”
“赫尔岑先生，“马里埃蒂从吧檯后面走了出来，“请你离开这里吧，你侮辱了这些绅士们的心血。”
赫尔岑愣了一下：“什么？”
“请你离开我的咖啡馆，”马里埃蒂重复了一遍。
咖啡馆里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说话。
“安东尼奥，我只是...”
“你只是什么？”马里埃蒂的义大利口音在激动的时候变得更加明显，不断比划著名手势，“妈妈咪呀，你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斗爭是错的？我们应该去改变偏见，而不是反抗压迫？”
“我没有说你们的斗爭是错的...”
马里埃蒂的声音提高了，他走到赫尔岑面前，“你说偏见才是根源，你说暴力只会带来新的暴君——那我问你，我的祖国呢？”
他的手指向窗外，一直指向遥远的亚平寧半岛。
“拉德茨基的军队去年刚镇压了我们的起义，成千上万的义大利人死在了战场上，你告诉我，我应该去改变奥地利人的偏见？”
马里埃蒂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平復情绪：“当你说偏见才是根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对那些正在被炮弹炸死的人来说，你的偏见论又有什么意义？”
赫尔岑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並不后悔自己说了那些话，但咖啡馆里的那些人，赫尔岑竟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的感觉。
奥加辽夫看了看赫尔岑，又看了看马里埃蒂，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赫尔岑只好拿起掛在衣架上的大衣，推开门，走进了伦敦的夜色里。
外面的风比他预想的冷，索霍区的街道上湿漉漉的，刚下过一场雨，路灯的光在石板路上碎成一片一片，赫尔岑裹紧了大衣，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亚歷山大！”
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赫尔岑回过头，看到萨佐诺夫正朝他跑过来，大衣都没来得及扣好。
“你....”萨佐诺夫跑到他面前，弯著腰喘了几口气，“你怎么突然就走了？我刚才去拿大衣，回来就看见你不见了。”
“你不用出来找我，“赫尔岑说，“你回去吧，別让马里埃蒂连你也赶出来。”
“我什么时候听过你的话？”萨佐诺夫走到他身边，弯著腰喘了几口气，“况且，你把围巾给落下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深灰色的围巾，递了过来。
“谢谢。”
“嗯。”
两个人站在街角，谁也没有先迈步。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萨佐诺夫走近了一步，“你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在彼得堡的时候，你从来不会....你从来不会这样说话。什么偏见啊，什么漠视啊，什么改变土壤啊...你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些的？”
萨佐诺夫看著他，等待著一个回答，但赫尔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是认真的，”萨佐诺夫的语气不像是在质问，更像是在困惑，“就算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你比谁都激进，比谁都敢说，奥加辽夫还开玩笑说你是我们当中最有可能被流放的那一个，但你可不会在那种场合说那种话。”
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確定答案；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是俄罗斯人；他的同胞也在向华沙开炮；他的同胞也在镇压起义；而他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假装自己跟那些人没有一点关係。
“我一直都没有变，”赫尔岑缓缓开口开口，“从莫斯科搬到伦敦以来，一直都没有变过。你还记得在麻雀山的时候吗？”
萨佐诺夫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当然记得，我们站在山顶上，对著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俄国的自由献出一切。”
“对，”赫尔岑说，“那时候我们觉得自由很简单，只要推翻沙皇，建立共和国，一切就都好了。就像法国人做的那样。”
他停顿了一下。
“但法国人推翻了国王，迎来了拿破崙。拿破崙之后是波旁，波旁之后是奥尔良，奥尔良之后又是波拿巴——他们换了一个又一个政府，但底层的人民还是一样穷，一样没有权利。”
“所以你觉得暴力革命是错的？”萨佐诺夫问。
“不，我没有觉得暴力革命是错的，”赫尔岑摇了摇头，“我只是觉得，光有暴力革命是不够的。”
他踢开脚边的一颗石子，看著它滚进路边的排水沟里。
“然后我就开始想，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什么意思？”萨佐诺夫问。
“我们一直在问怎么推翻暴君，”赫尔岑说，“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暴君是怎么產生的。我们一直在问怎么贏得自由，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有人会失去自由。”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年轻人，他写了一个故事，”赫尔岑说，“讲的是波希米亚一个小镇上的事，一个斯洛伐克工匠被冤枉，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没有人站出来。”
“就是你今晚说的那个？”
“对，”赫尔岑点了点头，“我读完以后，整整一夜没有睡著。不是因为那个故事有多悲惨，而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些旁观者。”
他转过身，面对著萨佐诺夫。
“尼古拉，那些人不是坏人。他们去教堂做礼拜，他们给邻居帮忙，他们在圣诞节给孩子们买礼物——但他们眼睁睁看著一个无辜的人被送进苦役营，他们明明可以做些什么，可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无关呢。”
萨佐诺夫沉默了。
“这就是偏见最可怕的地方，”赫尔岑说，“仇恨跟它比可要好上不少。”
他们走过了滑铁卢桥，河面上的雾更浓了，远处的议会大厦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所以你今晚才会说那些话，”萨佐诺夫终於明白了，“你不是在否定他们的斗爭，你是在说，光靠斗爭不够。”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赫尔岑的声音里带著一丝疲惫，“推翻一个暴君容易，改变一千个人的偏见难。但不改变偏见，推翻多少暴君都没用，新的暴君会从同样的土壤里长出来。”
“但你也看到了，”萨佐诺夫轻声说，“他们听不进去。”
“我知道，”赫尔岑苦笑了一下，“我大概是最不擅长说服別人的人了。”
萨佐诺夫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
“你確实不擅长，你总是把道理说到最极端，然后逼別人选边站。你今晚要是换个说法，也许马里埃蒂就不会赶你走了。”
“换个什么说法？”
“比如，你可以说偏见和斗爭都很重要，而不是把偏见说成是唯一的根源。你可以说改变偏见是长远的目標，而斗爭是眼前的必要。你没必要把两件事对立起来。”
赫尔岑他不得不承认，萨佐诺夫说得有道理。
但他也知道，如果今晚他换了一种说法，那些人也许不会生气，但他们也不会真正去思考偏见的问题。
有时候，只有把话说绝了，才能让人停下来想一想。
“也许吧，”赫尔岑说，“但我这辈子大概也学不会圆滑了。”
“那倒也是，”萨佐诺夫笑了一声。
他们继续沿著河堤走著，雾气越来越浓，街灯的光芒越来越暗。
“尼古拉，”赫尔岑忽然停下脚步。
“嗯？”
“谢谢你追出来。”
萨佐诺夫没有回答，只是把围巾紧了紧，继续往前走。
“奥加辽夫，別再说了。”一旁围观的马里埃蒂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安东尼奥，”奥加辽夫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你....”
“赫尔岑先生，“马里埃蒂从吧檯后面走了出来，“请你离开这里吧，你侮辱了这些绅士们的心血。”
赫尔岑愣了一下：“什么？”
“请你离开我的咖啡馆，”马里埃蒂重复了一遍。
咖啡馆里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说话。
“安东尼奥，我只是...”
“你只是什么？”马里埃蒂的义大利口音在激动的时候变得更加明显，不断比划著名手势，“妈妈咪呀，你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斗爭是错的？我们应该去改变偏见，而不是反抗压迫？”
“我没有说你们的斗爭是错的...”
马里埃蒂的声音提高了，他走到赫尔岑面前，“你说偏见才是根源，你说暴力只会带来新的暴君——那我问你，我的祖国呢？”
他的手指向窗外，一直指向遥远的亚平寧半岛。
“拉德茨基的军队去年刚镇压了我们的起义，成千上万的义大利人死在了战场上，你告诉我，我应该去改变奥地利人的偏见？”
马里埃蒂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平復情绪：“当你说偏见才是根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对那些正在被炮弹炸死的人来说，你的偏见论又有什么意义？”
赫尔岑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並不后悔自己说了那些话，但咖啡馆里的那些人，赫尔岑竟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的感觉。
奥加辽夫看了看赫尔岑，又看了看马里埃蒂，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赫尔岑只好拿起掛在衣架上的大衣，推开门，走进了伦敦的夜色里。
外面的风比他预想的冷，索霍区的街道上湿漉漉的，刚下过一场雨，路灯的光在石板路上碎成一片一片，赫尔岑裹紧了大衣，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亚歷山大！”
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赫尔岑回过头，看到萨佐诺夫正朝他跑过来，大衣都没来得及扣好。
“你....”萨佐诺夫跑到他面前，弯著腰喘了几口气，“你怎么突然就走了？我刚才去拿大衣，回来就看见你不见了。”
“你不用出来找我，“赫尔岑说，“你回去吧，別让马里埃蒂连你也赶出来。”
“我什么时候听过你的话？”萨佐诺夫走到他身边，弯著腰喘了几口气，“况且，你把围巾给落下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深灰色的围巾，递了过来。
“谢谢。”
“嗯。”
两个人站在街角，谁也没有先迈步。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萨佐诺夫走近了一步，“你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在彼得堡的时候，你从来不会....你从来不会这样说话。什么偏见啊，什么漠视啊，什么改变土壤啊...你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些的？”
萨佐诺夫看著他，等待著一个回答，但赫尔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是认真的，”萨佐诺夫的语气不像是在质问，更像是在困惑，“就算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你比谁都激进，比谁都敢说，奥加辽夫还开玩笑说你是我们当中最有可能被流放的那一个，但你可不会在那种场合说那种话。”
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確定答案；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是俄罗斯人；他的同胞也在向华沙开炮；他的同胞也在镇压起义；而他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假装自己跟那些人没有一点关係。
“我一直都没有变，”赫尔岑缓缓开口开口，“从莫斯科搬到伦敦以来，一直都没有变过。你还记得在麻雀山的时候吗？”
萨佐诺夫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当然记得，我们站在山顶上，对著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俄国的自由献出一切。”
“对，”赫尔岑说，“那时候我们觉得自由很简单，只要推翻沙皇，建立共和国，一切就都好了。就像法国人做的那样。”
他停顿了一下。
“但法国人推翻了国王，迎来了拿破崙。拿破崙之后是波旁，波旁之后是奥尔良，奥尔良之后又是波拿巴——他们换了一个又一个政府，但底层的人民还是一样穷，一样没有权利。”
“所以你觉得暴力革命是错的？”萨佐诺夫问。
“不，我没有觉得暴力革命是错的，”赫尔岑摇了摇头，“我只是觉得，光有暴力革命是不够的。”
他踢开脚边的一颗石子，看著它滚进路边的排水沟里。
“然后我就开始想，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什么意思？”萨佐诺夫问。
“我们一直在问怎么推翻暴君，”赫尔岑说，“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暴君是怎么產生的。我们一直在问怎么贏得自由，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有人会失去自由。”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年轻人，他写了一个故事，”赫尔岑说，“讲的是波希米亚一个小镇上的事，一个斯洛伐克工匠被冤枉，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没有人站出来。”
“就是你今晚说的那个？”
“对，”赫尔岑点了点头，“我读完以后，整整一夜没有睡著。不是因为那个故事有多悲惨，而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些旁观者。”
他转过身，面对著萨佐诺夫。
“尼古拉，那些人不是坏人。他们去教堂做礼拜，他们给邻居帮忙，他们在圣诞节给孩子们买礼物——但他们眼睁睁看著一个无辜的人被送进苦役营，他们明明可以做些什么，可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跟自己无关呢。”
萨佐诺夫沉默了。
“这就是偏见最可怕的地方，”赫尔岑说，“仇恨跟它比可要好上不少。”
他们走过了滑铁卢桥，河面上的雾更浓了，远处的议会大厦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所以你今晚才会说那些话，”萨佐诺夫终於明白了，“你不是在否定他们的斗爭，你是在说，光靠斗爭不够。”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赫尔岑的声音里带著一丝疲惫，“推翻一个暴君容易，改变一千个人的偏见难。但不改变偏见，推翻多少暴君都没用，新的暴君会从同样的土壤里长出来。”
“但你也看到了，”萨佐诺夫轻声说，“他们听不进去。”
“我知道，”赫尔岑苦笑了一下，“我大概是最不擅长说服別人的人了。”
萨佐诺夫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
“你確实不擅长，你总是把道理说到最极端，然后逼別人选边站。你今晚要是换个说法，也许马里埃蒂就不会赶你走了。”
“换个什么说法？”
“比如，你可以说偏见和斗爭都很重要，而不是把偏见说成是唯一的根源。你可以说改变偏见是长远的目標，而斗爭是眼前的必要。你没必要把两件事对立起来。”
赫尔岑他不得不承认，萨佐诺夫说得有道理。
但他也知道，如果今晚他换了一种说法，那些人也许不会生气，但他们也不会真正去思考偏见的问题。
有时候，只有把话说绝了，才能让人停下来想一想。
“也许吧，”赫尔岑说，“但我这辈子大概也学不会圆滑了。”
“那倒也是，”萨佐诺夫笑了一声。
他们继续沿著河堤走著，雾气越来越浓，街灯的光芒越来越暗。
“尼古拉，”赫尔岑忽然停下脚步。
“嗯？”
“谢谢你追出来。”
萨佐诺夫没有回答，只是把围巾紧了紧，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