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黛用了两天时间,翻遍了镇卫生所地下室里发霉的纸箱。1993年的病歷大多是散页,堆在几个印著“葡萄糖注射液”字样的纸箱里,纸页脆得翻快了都会碎。她戴著白手套一页一页地翻,从下午翻到深夜,从深夜翻到天亮。在第三个纸箱的底层,她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写著“妇產科——1993年7-12月”,里面夹著十几张住院登记表和几份手术记录。其中一页是1993年7月28日的刮宫手术记录,患者姓名陈水莲,手术原因“外伤性不完全流產”,主刀医生签名是一个龙飞凤舞的名字——梁桂芬。
    苏青黛顺著这个名字往上翻,在七天之后——1993年8月4日——找到了一份新生儿足印记录。墨跡很淡,但还能辨认:男婴,出生体重三斤八两,早產,评分偏低但生命体徵稳定。接生人签名:梁桂芬。备註栏有一行字,字跡和前面那份刮宫记录上的签名完全一致:“產妇为外伤性早產,术中见胎儿存活,已交家属。”
    她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任何人。不是不信任,是她需要一个更完整的答案。她继续翻,在1993年8月中旬的住院登记里找到了赵母的名字——赵刘氏,住院原因“陪护”,床位与水莲同病房。然后,在厚厚一沓住院费用清单的最底层,她翻到了一张泛黄的便签纸,抬头是镇福利院的红章,內容只有两行字:“兹接收男婴一名,出生日期1993年8月4日,由赵刘氏送交。身体状况见附页。”附页已遗失,但便签的右下角贴著一张褪色的蓝印纸,上面印著一个小小的足印。和新生儿足印记录上的那个足印,轮廓完全重合。
    一个被“流掉”的孩子,其实活著。赵母对外宣称孩子没保住,背地里把孩子送到了福利院。她为什么要瞒著所有人——包括水莲?苏青黛坐在档案室的铁皮椅子上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了一个让她脊背发凉的答案。赵母不是良心发现才保住了孩子。她是在“保留资產”。水莲是花六千块买来的,水莲生的孩子身上流著赵家的血,那也是赵家的財產。但水莲当时的状態已经不適合带孩子了——被打到流產、精神状態不稳定、隨时可能再次逃跑。如果把孩子留在水莲身边,水莲可能会带著孩子一起跑。所以赵母把新生儿从水莲身边剥离,送到福利院暂存——等水莲“稳定下来”再说。只是水莲再也没有“稳定下来”。她在次年七月十五被推进了死人潭。赵母也许想过等水莲生了第二个孩子就把第一个接回来,也许只是想把孩子藏到水莲死后再做打算,但这些盘算隨著水莲的死全部落空了。一个新生儿被留在了福利院,没有任何亲属来认领。
    苏青黛顺著福利院的收养记录一路追下去,发现这个男婴在福利院待了不到半年,就被邻村一对姓赵的夫妻收养了。养父叫赵长河,养母叫刘秀兰,夫妻俩结婚十几年没有孩子,在村里已经成了被人说閒话的对象。收养手续办得很快,福利院出具的记录上盖著民政局的公章,一切都合法合规。孩子的名字被改成了赵卫国。
    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苏青黛把档案复印了一份,回到招待所时天已经快亮了。李长安盘腿坐在前厅的沙发上,正在给桃木短剑重新缠剑柄上的麻绳。王胖子趴在茶几上打呼嚕,胖脸压著一份赵家村户籍资料的列印件,口水洇湿了半页纸。苏青黛把复印的档案放在茶几上,往王胖子面前推了推。王胖子一个激灵弹起来,下意识地擦了一把嘴角:“我没睡!我在思考!”
    “思考出什么了?”
    “赵德贵,2009年肝硬化死了。赵德福,2011年在县城工地上从脚手架摔下来,瘫痪了两年,2013年死的。当年围观的几个堂兄弟,赵德胜搬迁到外地去了,赵德友2018年脑溢血偏瘫,住在县里养老院,说话都费劲。赵家的老宅三年前塌了一半,剩下的半间被野猫占了。”王胖子掰著手指头数完,自己都愣了一下,“没一个有好下场。”
    李长安没有抬头,手上的动作也没停:“替死鬼的怨气不是主动害人的,但被怨气缠过的家族,运势会逐年走低。水莲在水下困了二十多年,赵家的气运就被她的怨气泡了二十多年。泡也泡烂了。”
    “那赵刘氏呢?”苏青黛问。
    “赵母?我查了——她活到了八十一,无疾而终。走的时候很安详。”
    苏青黛沉默了一瞬。害死水莲的人都不得善终,唯独那个把水莲关在屋里、说“生个儿子就让你出屋”、把新生儿偷偷送走的老太太,活到了八十一岁无疾而终。这个结果让她心里很不舒服,但她没有说出来。
    “她的档案里有一样东西。”苏青黛把便签纸的复印件放到最上面,指了指福利院的红章,“水莲的第一个孩子没有死。1993年8月4日出生,被赵刘氏送交镇福利院,后被赵长河、刘秀兰收养,改名赵卫国。”
    王胖子愣住了:“赵卫国?等等——这个名字我在哪见过……”
    “案卷。”李长安说,“第12章苏青黛翻档案的时候提过——1994年水莲案的证人签名里,有一个『赵卫国』。”
    “1994年他才一岁,怎么签名?”
    “不是他签的。是有人替他签的。”李长安放下桃木短剑,用指节在茶几上叩了一下,声音不重,但在安静的房间里听起来很清晰。“水莲溺亡后,派出所来村里做笔录。赵家人统一口径说是『自己跳的』,但笔录需要一个『目击证人』的签名。赵母拿了一岁养子的名字填了上去——反正是个孩子,不会有人找他核实。”他抬起头,“你们看,赵母用这个孩子的名字,给一起谋杀案做了偽证。”
    天彻底亮了。晨光从招待所的窗户斜斜地打进来,照在茶几上那些泛黄的档案复印件上,把福利院便签纸上的红章映得格外刺眼。
    苏青黛调出了赵卫国的户籍资料。他养父母在2005年和2019年相继去世,此后他离开村子去县城读了中专,毕业之后又回来,先是当村文书,后来被选为村支书。他在任期间做了一件让所有村民议论纷纷的事——极力推动死人潭的旅游开发。修路、建停车场、做指示牌、联繫外面的旅行社,他一个贫困村的村支书,为了这个项目往县里跑了不下五十趟。
    这些信息不需要再翻档案了。苏青黛直接打了村委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就是赵卫国本人。
    四十三岁的赵卫国,中等身材,穿著深蓝色的村干部制服,和那些常年坐办公室的中年男人並没有太大区別。但他的眼睛让苏青黛印象深刻。他不是在迴避她的目光——是在看她的同时,同时看著別的什么东西。那种眼神让苏青黛想起那些在灾难过后找到倖存者时看到的眼睛,它们不聚焦在当下,而是在看一个不断重播的画面。问完了所有该问的问题,苏青黛放下笔,合上记录本,看著他的眼睛,把最后一张复印件放在桌上。1993年8月4日,新生儿足印。镇福利院接收便签。
    李长安站在窗边,背影削瘦而安静。王胖子坐在角落里难得没有出声。赵卫国看著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他问:“她叫什么?”
    “陈水莲。”苏青黛说。
    他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不是念出来——是像把一颗放了太久的糖从舌根底下翻出来,试探著用舌尖碰了一下,看还甜不甜。然后他没有再说话。他站起来,拉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从抽屉底层摸出一样东西。
    一把生锈的钥匙。
    他攥著那把钥匙,手背上青筋微微凸起,但脸上的表情出奇的平静。他的沉默不是拒绝,是一个人在心里把四十多年的记忆重新翻了一遍,正在整理从哪一页开始说起。
    “那年我养母临终前,”赵卫国终於开口,声音沙哑但咬字很清,“抓著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不是我们生的。你的亲生母亲姓陈,叫陈水莲,是外地人。她说我生母死之前缝了一双虎头鞋,是给我的。鞋被赵家人烧了,但还剩下一样东西,她帮我藏起来了。”他低头看著那把生锈的钥匙,“她说东西藏在死人潭边上的土地庙里。佛像底座下面。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问我水莲的事,就把东西拿出来。如果没有——这辈子都不要去碰。”
    “你来问我了。”他站起来,把钥匙放进口袋里,“走吧。四十年了,也该拿出来了。”
    土地庙在死人潭东南角的山坡上,已经废弃了很多年。说是庙,其实只是半间快塌了的土坯房,里面供著一尊半人高的泥胎土地爷,彩漆早就剥落了,只剩泥巴本色。屋顶的瓦片少了一大半,阳光从破洞里漏下来,照在泥胎那张面目模糊的脸上。赵卫国弯腰跪下来,摸索著在佛像底座后面的土坯墙上找到了一个被黄泥封住的凹槽。他用钥匙把封泥一点点撬开,从里面掏出一个锈跡斑斑的铁盒子,放在地上,掀开盒盖。
    里面是一个用塑胶袋层层包裹的布包。塑胶袋已经脆了,一碰就碎成片片。赵卫国把碎塑料拨开,露出里面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布上绣著歪歪扭扭的黑线。两个字。
    念安。
    赵卫国看著这两个字,蹲在破庙的地上,半天没动。他不认识这两个字——或者说,他不认识这笔跡。但他认识这名字。小时候有一次养母带他去赶集,路过程家庄一个算命摊,算命先生问了他的八字,说他命里缺个“安”字,名字改一改才好养活。养母笑著说不用改,我们卫国命硬。原来不是命硬。是有人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把“安”字刻在了他的生命里。
    “你生母给你取的名字是念安。怀念的念,平安的安。”李长安站在破庙门口,背对著阳光,看不清表情,“你养父给你取的名字是卫国。都有个『安』字。”
    赵卫国没有说话。他把那块布攥在手里,攥了很久。
    然后他问:“她在哪?”
    李长安指了指庙门外的死人潭。“还在水里。”
    赵卫国站起来,看著那片铅灰色的水面。四十三年来,他无数次走过这片水边,修路、掛牌、带人来看风景,想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地方,一个不会被叫“死人潭”的地方。他以为他只是在建设自己的村子。现在他知道,他可能是想把这个淹死了自己生母的地方填平,种上花,让所有人都不要再提那三个字。但他填不平。水还在。人也还在。
    “我要把她接上来。”赵卫国把布片重新叠好放回铁盒里,“需要我做什么?”
    李长安回头看了他一眼。“虎头鞋。你生母缝了一双虎头鞋。那双鞋现在还在水下。我们要找到那双鞋——你是她的血脉,只有你能把鞋接住。”
    王胖子从庙门口探进脑袋:“那个……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所以接下来的计划是——下水找一双二十多年前沉在潭底的虎头鞋?”
    “对。”
    “潭底全是淤泥和——”
    “对。”
    王胖子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行吧,反正我装备都带来了。我去准备水肺和潜水灯。”
    苏青黛站在庙门外,看著那个蹲在地上守著铁盒子的中年男人。他四十三岁,是村支书,头髮已经白了一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他的生母二十二岁被推入水中,他四十三岁才知道她的名字。中间隔了整整两代人的时间。她忽然想起自己翻档案时看到的那份福利院便签纸。赵刘氏写那行字的时候大概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笔划算的买卖——把孩子藏起来,等水莲不闹了再还给她,继续给赵家当生育工具。她不知道这行字会在二十多年后被另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从发霉的纸箱里翻出来,不知道这个孩子会变成村支书,不知道他的生母还困在水底等一双没送出去的虎头鞋。
    有些帐,欠了几十年,终究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