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壑川跪在地上，心里又惊又喜，叩首道：“臣遵旨。“
接下来的日子，程壑川忙得脚不沾地。
他上午去东宫给朱允炆和朱允熥上课，下午去市舶司和户部调阅旧档，晚上在书房里写方案、画图纸、擬条文。
蔡梦冉每天端来的宵夜从热汤变成了参汤，又从参汤变成了安神茶，最后变成了热牛乳，因为她发现程壑川已经连续半个月凌晨才睡了。
他把现代自由贸易区的一些理念消化之后，结合大明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一套“有管制的开放“制度。
方案写了整整一个月，修改了七稿，光是沿海港口的选址他就亲自跑了两趟，在泉州、寧波、广州三个港口各待了三天，跟当地的商贩、船主、码头工人、老海关书吏聊了无数回。
第一版方案写得极细。
关於市舶司的设置，他在奏摺里是这样写的：“市舶司设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下设验货、徵税、登记、仲裁四科。提举由户部选派，三年一任，不得连任。任期內若有贪墨舞弊者，一经查实，斩立决。如此则官不敢贪，商不敢贿，海贸之利可尽归朝廷。“
许可证的发放，他写得更细：“凡欲出海贸易者，须先至市舶司登记船籍。船籍登记须载明：船主姓名籍贯、船只大小吨位、船工数量、擬往何国、擬贩何物、预计往返时日。登记完毕后，市舶司核发勘合文书，一式三份。一份存市舶司备案，一份交船主隨身携带，一份快报送户部存档。船归港时，须缴回勘合，核对无误方可卸货。勘合若有遗失或涂改，船只及货物一律没收，船主下狱问罪。“
其他各项事宜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
方案里还附带了一份详细的“海贸十则“，像一部微型法典，把出海前，航行中，归港后的每一个环节都规定得清清楚楚。
程壑川写完最后一稿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中旬了。
他把厚厚一沓纸装订成册，用黄绸裹好，亲自送进了乾清宫。
朱元璋用了三天时间看完那本册子。
第四天，他把程壑川叫到乾清宫，把册子往桌上一推，只说了两个字：“可试。“
程壑川拿著那两个字，在乾清宫门口站了很久，嘴角弯了又弯。
然后他快步走出宫门，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盘算。
先选哪个港口试点？
泉州吧。泉州的民间海贸底子最厚，船主多、商人多、水手多，当地百姓对海贸的接受度高。
试点如果出问题，纠错的成本也低。
如果泉州做成了，再推广到寧波和广州。
朱元璋批了泉州作为第一个试点。
程壑川带著三个户部主事，两个兵部小吏，四个懂海商的老帐房，在泉州一住就是两个月。
他白天泡在码头，跟船主、水手、搬运工聊天；晚上窝在驛馆里改方案，把那些“纸上谈兵“的条文一条一条地对照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实际推行的时候，问题接踵而至。
首当其衝就是船主们不信任官府。
程壑川刚到泉州的前半个月，码头上的人看到他穿官服就躲，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登记。
后来他换了一身便装，在码头边上的茶馆里泡了三天，挨个跟那些船主聊天、喝茶、听他们倒苦水。
原来以前的市舶司官差吃拿卡要，雁过拔毛，出海一趟回来，三分之一的本钱都填进了官差的腰包。
程壑川听了三天，把自己的方案推到他们面前：“你们看，这条，查实贪墨，斩立决。我写的。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我在一天，泉州港就不会有人敢吃你们一粒米、拿你们一文钱。“
一个老船主眯著眼看了半天，问他：“程大人，您说话算话？“
程壑川把自己官凭拍在桌上：“我拿脑袋担保。“
第二天，三个船主来登记了。
第三天，七个。
半个月后，泉州港一半的船都掛上了市舶司发的船籍牌。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海外贸易买卖的货幣五花八门，有波斯银幣、有南洋铜钱、有宝石抵帐、有以物易物，乱七八糟，根本没法统一徵税。
程壑川在泉州当地找了一个做了三十年海商的老帐房，两个人关在屋里算了三天，最终定了一套“实物折算法“。
所有货物在装船前先在市舶司估价、登记、折合成標准银两的数目，船归港后按折合价缴税。
老帐房算完之后，擦了一把汗，对程壑川说了一句：“程大人，您这套法子，比我们以前自己算的准多了。“
第三个问题是海上安全。
泉州港刚开放的时候，有两艘商船在回来的路上被海盗劫了，船主血本无归，回来哭诉“早知如此不如不做“。
程壑川连夜写了一份补充条款：每艘出海的商船必须缴纳“护航金“，由市舶司统一组织官船在三条主要航线上定期巡逻护航。
护航金按船只大小和航线远近分级收取，不贵，但足够覆盖几艘巡逻船的日常开销。
他还从沿海卫所抽调了一批熟悉海战的老兵，组成了一支小规模的“护商船队“，不参与作战，只负责护送和预警。
半年后，泉州港出口的商船被劫率降到了以前的十分之一。
另外很多船主不知道海外哪里的货好卖、哪里的价高、哪里的规矩多。
程壑川在市舶司门口立了一块大木牌，每月更新一期“海商资讯“，写著最近三个月各条航线的物价、匯率、通商国的最新政令。
信息是从每一艘归港的商船上搜集匯总的，船主们回港后喝完酒就会来木牌前面站一会儿，指点江山、议论行市，像赶集一样热闹。
后来那块木牌不够用了，程壑川乾脆让人印了册子，每月初发行，泉州港人手一册，连那些不识字的水手都爱让人念给他们听。
试行半年后，泉州的商船数量翻了五倍，朝廷关税翻了十倍，沿海百姓靠著造船、搬运、织网、晒盐、翻译、製图，日子也渐渐宽裕起来。
程壑川的“海贸十则“从泉州推广到了寧波和广州，三个港口的登记商船加起来超过了四百艘。
朱元璋看著户部报上来的数字，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两个字：“还行。“
……
海贸的事刚走上正轨，西南又传来了消息。
云南的叛乱平了。
沐英的大军一路南下，打了好几场硬仗，终於把残元势力彻底赶出了云南地界。
捷报传回京城那天，满朝欢庆，朱元璋当著文武百官的面夸了沐英半个时辰。
但捷报的末尾附了一段不大不小的隱忧。
云南地广人稀，民情复杂。
虽然叛军被打散了，但散兵游勇流窜山野，时不时骚扰村寨；
当地土司表面归顺，暗地里还在观望；
內地派驻的官员水土不服，病倒了一大片。
接下来的日子，程壑川忙得脚不沾地。
他上午去东宫给朱允炆和朱允熥上课，下午去市舶司和户部调阅旧档，晚上在书房里写方案、画图纸、擬条文。
蔡梦冉每天端来的宵夜从热汤变成了参汤，又从参汤变成了安神茶，最后变成了热牛乳，因为她发现程壑川已经连续半个月凌晨才睡了。
他把现代自由贸易区的一些理念消化之后，结合大明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一套“有管制的开放“制度。
方案写了整整一个月，修改了七稿，光是沿海港口的选址他就亲自跑了两趟，在泉州、寧波、广州三个港口各待了三天，跟当地的商贩、船主、码头工人、老海关书吏聊了无数回。
第一版方案写得极细。
关於市舶司的设置，他在奏摺里是这样写的：“市舶司设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下设验货、徵税、登记、仲裁四科。提举由户部选派，三年一任，不得连任。任期內若有贪墨舞弊者，一经查实，斩立决。如此则官不敢贪，商不敢贿，海贸之利可尽归朝廷。“
许可证的发放，他写得更细：“凡欲出海贸易者，须先至市舶司登记船籍。船籍登记须载明：船主姓名籍贯、船只大小吨位、船工数量、擬往何国、擬贩何物、预计往返时日。登记完毕后，市舶司核发勘合文书，一式三份。一份存市舶司备案，一份交船主隨身携带，一份快报送户部存档。船归港时，须缴回勘合，核对无误方可卸货。勘合若有遗失或涂改，船只及货物一律没收，船主下狱问罪。“
其他各项事宜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
方案里还附带了一份详细的“海贸十则“，像一部微型法典，把出海前，航行中，归港后的每一个环节都规定得清清楚楚。
程壑川写完最后一稿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中旬了。
他把厚厚一沓纸装订成册，用黄绸裹好，亲自送进了乾清宫。
朱元璋用了三天时间看完那本册子。
第四天，他把程壑川叫到乾清宫，把册子往桌上一推，只说了两个字：“可试。“
程壑川拿著那两个字，在乾清宫门口站了很久，嘴角弯了又弯。
然后他快步走出宫门，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盘算。
先选哪个港口试点？
泉州吧。泉州的民间海贸底子最厚，船主多、商人多、水手多，当地百姓对海贸的接受度高。
试点如果出问题，纠错的成本也低。
如果泉州做成了，再推广到寧波和广州。
朱元璋批了泉州作为第一个试点。
程壑川带著三个户部主事，两个兵部小吏，四个懂海商的老帐房，在泉州一住就是两个月。
他白天泡在码头，跟船主、水手、搬运工聊天；晚上窝在驛馆里改方案，把那些“纸上谈兵“的条文一条一条地对照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实际推行的时候，问题接踵而至。
首当其衝就是船主们不信任官府。
程壑川刚到泉州的前半个月，码头上的人看到他穿官服就躲，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登记。
后来他换了一身便装，在码头边上的茶馆里泡了三天，挨个跟那些船主聊天、喝茶、听他们倒苦水。
原来以前的市舶司官差吃拿卡要，雁过拔毛，出海一趟回来，三分之一的本钱都填进了官差的腰包。
程壑川听了三天，把自己的方案推到他们面前：“你们看，这条，查实贪墨，斩立决。我写的。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我在一天，泉州港就不会有人敢吃你们一粒米、拿你们一文钱。“
一个老船主眯著眼看了半天，问他：“程大人，您说话算话？“
程壑川把自己官凭拍在桌上：“我拿脑袋担保。“
第二天，三个船主来登记了。
第三天，七个。
半个月后，泉州港一半的船都掛上了市舶司发的船籍牌。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海外贸易买卖的货幣五花八门，有波斯银幣、有南洋铜钱、有宝石抵帐、有以物易物，乱七八糟，根本没法统一徵税。
程壑川在泉州当地找了一个做了三十年海商的老帐房，两个人关在屋里算了三天，最终定了一套“实物折算法“。
所有货物在装船前先在市舶司估价、登记、折合成標准银两的数目，船归港后按折合价缴税。
老帐房算完之后，擦了一把汗，对程壑川说了一句：“程大人，您这套法子，比我们以前自己算的准多了。“
第三个问题是海上安全。
泉州港刚开放的时候，有两艘商船在回来的路上被海盗劫了，船主血本无归，回来哭诉“早知如此不如不做“。
程壑川连夜写了一份补充条款：每艘出海的商船必须缴纳“护航金“，由市舶司统一组织官船在三条主要航线上定期巡逻护航。
护航金按船只大小和航线远近分级收取，不贵，但足够覆盖几艘巡逻船的日常开销。
他还从沿海卫所抽调了一批熟悉海战的老兵，组成了一支小规模的“护商船队“，不参与作战，只负责护送和预警。
半年后，泉州港出口的商船被劫率降到了以前的十分之一。
另外很多船主不知道海外哪里的货好卖、哪里的价高、哪里的规矩多。
程壑川在市舶司门口立了一块大木牌，每月更新一期“海商资讯“，写著最近三个月各条航线的物价、匯率、通商国的最新政令。
信息是从每一艘归港的商船上搜集匯总的，船主们回港后喝完酒就会来木牌前面站一会儿，指点江山、议论行市，像赶集一样热闹。
后来那块木牌不够用了，程壑川乾脆让人印了册子，每月初发行，泉州港人手一册，连那些不识字的水手都爱让人念给他们听。
试行半年后，泉州的商船数量翻了五倍，朝廷关税翻了十倍，沿海百姓靠著造船、搬运、织网、晒盐、翻译、製图，日子也渐渐宽裕起来。
程壑川的“海贸十则“从泉州推广到了寧波和广州，三个港口的登记商船加起来超过了四百艘。
朱元璋看著户部报上来的数字，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两个字：“还行。“
……
海贸的事刚走上正轨，西南又传来了消息。
云南的叛乱平了。
沐英的大军一路南下，打了好几场硬仗，终於把残元势力彻底赶出了云南地界。
捷报传回京城那天，满朝欢庆，朱元璋当著文武百官的面夸了沐英半个时辰。
但捷报的末尾附了一段不大不小的隱忧。
云南地广人稀，民情复杂。
虽然叛军被打散了，但散兵游勇流窜山野，时不时骚扰村寨；
当地土司表面归顺，暗地里还在观望；
內地派驻的官员水土不服，病倒了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