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26日。
东大，首都，早上8点。
樱花接受五项条件的消息是8点整传来的，不是从电视上，是从街头。
各街道办事处接到消息，不约而同的选择手写大字报，红纸黑字，写著樱花国政府已接受东大五项条件，无条件投降，自卫队解散，福岛核电站移交东大，甲午之耻，今日雪矣。
第一个看到这张大字报的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赵，退休工人，不识字。
他站在大字报前面，看了半天，一个字不认识。
但他看到旁边有个年轻人在哭。
年轻人戴著眼镜，穿著中山装，手里拎著一个公文包，站在大字报前面，眼泪从眼镜片下面流出来，顺著脸颊往下淌，滴在中山装的领口上。
赵老头问他：“同志，上面写的啥？”
年轻人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泪，声音发颤。
“写的……樱花国投降了。”
赵老头的耳朵不聋，但他觉得自己听错了。
“啥？”
“樱花国投降了，我们贏了，甲午战爭以来，快八十年了，我们贏了。”
赵老头的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话。
他的手在抖，腿在抖，全身在抖。
他蹲下去，蹲在地上，双手捂著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哭不出来，是嚎。
八十年的屈辱，三代人的血泪，在这一刻全部涌了出来，堵在嗓子眼里，变成一种野兽般的嚎叫。
路过的人停下来，看著这个蹲在地上嚎哭的老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看到那张大字报，看到那个正在流泪的年轻人，他们也哭了。
九点，广场上。
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不是组织来的，不是號召来的，是自发来的。
从王府井来的，从西单来的，从前门来的，从长安街东西两头来的。
没有人带头，没有人喊口號，没有人举旗帜。
人们只是走，朝著广场的方向走，越走越快，越走越多，像无数条溪流匯入大江，最后变成一股洪流。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
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没有人说话。
沉默，几十万人的沉默。
风吹过广场，吹动纪念碑周围的松柏，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人在低语。
一位穿著旧军装的老人从人群中走出来。
他的军装是五五式的，领章已经摘了，袖口磨出了线头，但洗得很乾净，熨得很平整。
胸前掛著几枚勋章，有一枚是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有一枚是三级解放勋章。
他走到纪念碑前面，站定，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老人手在抖，但他的腰挺得很直，像一根钉在地上的铁桩。
老人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他在说什么？
也许是在跟那些长眠在地下的战友说话，也许是在跟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兄弟说话，也许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嘴唇自己在动。
老人放下手，转过身，面对人群，声音沙哑。
“我老了，八十二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我在北大营，那一夜，我们接到命令，不许抵抗，我们撤了，把东三省拱手让给了小鬼子，那一夜，我哭了，不是害怕，是羞耻，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家，我们连枪都没放，就把家丟了。”
他的眼泪从浑浊的眼睛里流出来，顺著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滴在旧军装上。
“十四年，十四年啊，三千五百万同胞，我们贏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我在北平，那一夜，我们打了，没有命令，我们打了，我们一个连，一百二十人，打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只剩十三个人，我的连长死了，排长死了，班长死了，战友死了，他们都死了，我活到了今天。我等到了今天。”
他说不下去了，脸上全是眼泪，嘴唇在抖，手在抖。
广场上几十万人，没有人说话。
有人哭得泣不成声，有人低著头，有人攥著拳头。
泪水滴在广场的石板上，一滴一滴的。
一个年轻人走出来，扶住了老人的胳膊。
“爷爷，我们贏了，鬼子投降了，向我们新东大投降！”
老人看著他，看了很久，点了点头。
他转过身，看著人民英雄纪念碑，站了很久，然后他慢慢的蹲下去，坐在地上，背靠著纪念碑的基座。
他累了，八十二年了，他终於可以歇歇了。
九点半，王府井大街。
鞭炮声炸响，不是一掛，是几百掛，几千掛。
红色的鞭炮在街道两侧同时炸响，硝烟瀰漫，碎纸满地。
空气中充满了硫磺味和火药味，那是过年的味道，是喜庆的味道，是胜利的味道。
有人在敲锣打鼓，鼓是腰鼓，锣是小锣，从胡同里出来的，自发组成的，没有排练过，但敲得很齐，打得很响。
鼓声震天，锣声震耳，鞭炮声震碎了窗户玻璃。
有人在街上发糖果，奶糖果糖各种糖，一把一把的撒，像下雨。
孩子们蹲在地上捡，捡起来剥开糖纸塞进嘴里，甜得眯起了眼睛。
大人们也在捡，捡起来攥在手心里，没有吃。
不是不想吃，是捨不得吃。
这颗糖，是他们等了几十年才等到的，太甜了，捨不得咽下去。
有人在街上发红旗，小的，巴掌大，插在自行车把上，插在婴儿车上，插在帽子上。
满街都是红旗，红的，红的，红的，整条王府井大街变成了一条红色的河。
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路边，怀里抱著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穿著军装，戴著军帽，嘴角微微上扬，在笑。
她抱著相框，站在人群里，不哭不笑，只是站著。
有人问她：“大姐，这是谁？”
她低头看了一眼照片。
“我爹，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牺牲了，那年我三岁。”
“今天他看到了，他会看到的。”
妇女的眼泪滴在相框的玻璃上，一滴，两滴，三滴，她没有擦。
十点，瀋阳，九一八歷史博物馆。
博物馆门口人山人海，不是来参观的，是来告慰的。
告慰那些在十四年抗战中牺牲的英灵，告慰那些在白山黑水间长眠的烈士。
一个白髮苍苍的老人跪在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磕了三个头。
额头磕在石板上，磕出了血。
他的身后，所有人同时跪了下去，磕头！
不是给活人磕头，是给死人磕头。
给那些死在鬼子手里的人磕头，给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將士磕头，给那些死在集中营里的平民磕头。
三百五十万东北同胞的血，不是白流的。
几千万人的命，不是白丟的。
今天，还了，血债，血偿了。
一个年轻人站在旁边，手里举著一面大旗，旗上写著，血债血偿。
他的手臂在抖，旗子在风中猎猎作响，旗上的四个字在阳光下闪著金色的光。
十一点，金陵，遇难同胞纪念馆。
纪念馆门口的广场上，人山人海。
不是游客，是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手捧著鲜花，白菊花，黄菊花，一束一束地放在纪念馆门口的台阶上。
花越堆越多，堆成了一座小山。
有人在放蜡烛，白色的蜡烛，在阳光下点不著，不是风大，是手抖。
点不著，就用打火机烧，烧化了蜡油滴在烛芯上，点燃了。
烛光很小，在阳光下几乎看不到。
但没有人说看不到，每个人都看到了，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是用心看到的。
一名身穿军装，佩戴大校军衔的中年军人站在纪念馆门口，手里拿著一封信，信封是黄色的，上面写著，遇难同胞收。
他把信放在花丛中，对著纪念馆鞠了一躬。
“三七年，我八岁，我爹我娘我姐姐我弟弟，都没了，就剩我一个，我一个人活到了今天，我今天来了，来告诉你们，鬼子投降了，我们没有大开杀戒，但鬼子活著比死了还痛苦，欠我们的会十倍百倍偿还！你们可以安息了。”
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但风把他的声音吹进了纪念馆，吹进了那些遇难者的名字里，吹进了刻著三十万遇难者的石碑里。
十二点，重庆，解放碑下聚集了数万人。
这座碑是抗战胜利后建的，碑上刻著抗战胜利纪功碑几个大字。
今天，碑下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
有人在碑上掛了一条横幅，红底白字，写著告慰抗战英烈，东大今日胜利。
有人在碑前献花圈，花圈很大，两个人抬著，放在碑座上。
花圈的輓联上写著，英烈千古，永垂不朽！
有人在碑前演讲。
不是领导，不是专家，是普通人。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著红色的连衣裙，头髮披散著，站在碑前的台阶上，手里拿著一个扩音器。
她的声音很大，大到整个广场都能听到。
“我是重庆人，我爷爷是川军。一九三七年，他出川抗日，走的时候，我奶奶刚怀上我爸，他再也没有回来，他死在了台儿庄，我奶奶等了他一辈子，去年我奶奶去年走了，走之前跟我说，你爷爷要是回来了，告诉他，我等他等了一辈子，没等到，但你肯定能等到，你一定要告诉他……”
女人的眼泪流下来，扩音器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
她没有去捡，蹲在台阶上，抱著膝盖，哭著。
几万人的广场上，只有她的哭声在迴荡。
没有人劝她，没有人安慰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告慰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等的爷爷，每个人都有自己等了一辈子也等不到的人。
十三点，魔都，外滩。
黄浦江两岸挤满了人，江岸的建筑是殖民时代的遗產，也是屈辱的见证。
今天，这些建筑上掛满了红旗，每一扇窗户都插著红旗，每一根灯柱都掛著红旗，每一棵树上都繫著红旗。
红旗在风中飘，像一片红色的海洋。
有人在江边放鞭炮，不是一掛一掛的放，是一箱一箱的放。
鞭炮声从早上响到现在，没有停过。
硝烟瀰漫在黄浦江上，把江水染成了灰色。
有人在江边敲锣打鼓，鼓是龙鼓，一人多高，两个人抬著，一个人敲。
鼓声震天，震得江对面的玻璃都在抖。
有人在江边舞龙，龙是金色的，几十米长，几十个人举著，在人群中穿行。
龙的眼睛是红色的灯泡，一闪一闪的，像活的一样。
一个老人在江边坐著，轮椅，旁边站著一个年轻人。
老人看著江面上的船，看著那些掛著红旗的船，看著那些鸣著汽笛的船。
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年轻人弯下腰，把耳朵凑到老人嘴边。
“爷爷，你说什么？”
老人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枯叶。
“我三十六岁那年，在这条江上，看到鬼子的军舰，军舰很大，炮管很长，从江面上开过去，把太阳都遮住了，我那时候想，我们什么时候也有这样的军舰？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开到东京去？”
他停了一下，老泪纵横的说道：“今天，我们的舰队开到东京湾了，开到东京湾了，我看到了，我活著看到了。”
年轻人的眼泪滴在老人手背上。
广州，中山纪念堂。
纪念堂前的广场上，数万人集会。
不是官方组织的，是自发的。
人们在纪念堂的台阶上铺了一面巨大的红旗，红旗很大，铺满了整个台阶。
旗上写著，告慰孙先生，一个老人在旗前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不像老人，像壮年。
“孙先生说过，华夏是一个大国，只要团结起来，任何敌人都不怕，今天，我们团结了，我们贏了，从甲午到今日，八十年，八十年啊，我们等到了，我们可以告慰先生了，我们可以告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先烈了。”
他的声音在广场上迴荡，像钟声，一下一下的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武汉，江汉关。
江汉关的钟声响了，不是整点报时，是胜利的钟声。
钟声从江汉关的钟楼里传出来，传遍了汉口，传遍了汉阳，传遍了武昌。
钟声传到了黄鹤楼，传到了长江大桥，传到了东湖，在长江两岸迴荡，在武汉三镇迴荡。
东大，首都，早上8点。
樱花接受五项条件的消息是8点整传来的，不是从电视上，是从街头。
各街道办事处接到消息，不约而同的选择手写大字报，红纸黑字，写著樱花国政府已接受东大五项条件，无条件投降，自卫队解散，福岛核电站移交东大，甲午之耻，今日雪矣。
第一个看到这张大字报的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赵，退休工人，不识字。
他站在大字报前面，看了半天，一个字不认识。
但他看到旁边有个年轻人在哭。
年轻人戴著眼镜，穿著中山装，手里拎著一个公文包，站在大字报前面，眼泪从眼镜片下面流出来，顺著脸颊往下淌，滴在中山装的领口上。
赵老头问他：“同志，上面写的啥？”
年轻人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泪，声音发颤。
“写的……樱花国投降了。”
赵老头的耳朵不聋，但他觉得自己听错了。
“啥？”
“樱花国投降了，我们贏了，甲午战爭以来，快八十年了，我们贏了。”
赵老头的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话。
他的手在抖，腿在抖，全身在抖。
他蹲下去，蹲在地上，双手捂著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哭不出来，是嚎。
八十年的屈辱，三代人的血泪，在这一刻全部涌了出来，堵在嗓子眼里，变成一种野兽般的嚎叫。
路过的人停下来，看著这个蹲在地上嚎哭的老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看到那张大字报，看到那个正在流泪的年轻人，他们也哭了。
九点，广场上。
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不是组织来的，不是號召来的，是自发来的。
从王府井来的，从西单来的，从前门来的，从长安街东西两头来的。
没有人带头，没有人喊口號，没有人举旗帜。
人们只是走，朝著广场的方向走，越走越快，越走越多，像无数条溪流匯入大江，最后变成一股洪流。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
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没有人说话。
沉默，几十万人的沉默。
风吹过广场，吹动纪念碑周围的松柏，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人在低语。
一位穿著旧军装的老人从人群中走出来。
他的军装是五五式的，领章已经摘了，袖口磨出了线头，但洗得很乾净，熨得很平整。
胸前掛著几枚勋章，有一枚是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有一枚是三级解放勋章。
他走到纪念碑前面，站定，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老人手在抖，但他的腰挺得很直，像一根钉在地上的铁桩。
老人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他在说什么？
也许是在跟那些长眠在地下的战友说话，也许是在跟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兄弟说话，也许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嘴唇自己在动。
老人放下手，转过身，面对人群，声音沙哑。
“我老了，八十二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我在北大营，那一夜，我们接到命令，不许抵抗，我们撤了，把东三省拱手让给了小鬼子，那一夜，我哭了，不是害怕，是羞耻，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家，我们连枪都没放，就把家丟了。”
他的眼泪从浑浊的眼睛里流出来，顺著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滴在旧军装上。
“十四年，十四年啊，三千五百万同胞，我们贏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我在北平，那一夜，我们打了，没有命令，我们打了，我们一个连，一百二十人，打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只剩十三个人，我的连长死了，排长死了，班长死了，战友死了，他们都死了，我活到了今天。我等到了今天。”
他说不下去了，脸上全是眼泪，嘴唇在抖，手在抖。
广场上几十万人，没有人说话。
有人哭得泣不成声，有人低著头，有人攥著拳头。
泪水滴在广场的石板上，一滴一滴的。
一个年轻人走出来，扶住了老人的胳膊。
“爷爷，我们贏了，鬼子投降了，向我们新东大投降！”
老人看著他，看了很久，点了点头。
他转过身，看著人民英雄纪念碑，站了很久，然后他慢慢的蹲下去，坐在地上，背靠著纪念碑的基座。
他累了，八十二年了，他终於可以歇歇了。
九点半，王府井大街。
鞭炮声炸响，不是一掛，是几百掛，几千掛。
红色的鞭炮在街道两侧同时炸响，硝烟瀰漫，碎纸满地。
空气中充满了硫磺味和火药味，那是过年的味道，是喜庆的味道，是胜利的味道。
有人在敲锣打鼓，鼓是腰鼓，锣是小锣，从胡同里出来的，自发组成的，没有排练过，但敲得很齐，打得很响。
鼓声震天，锣声震耳，鞭炮声震碎了窗户玻璃。
有人在街上发糖果，奶糖果糖各种糖，一把一把的撒，像下雨。
孩子们蹲在地上捡，捡起来剥开糖纸塞进嘴里，甜得眯起了眼睛。
大人们也在捡，捡起来攥在手心里，没有吃。
不是不想吃，是捨不得吃。
这颗糖，是他们等了几十年才等到的，太甜了，捨不得咽下去。
有人在街上发红旗，小的，巴掌大，插在自行车把上，插在婴儿车上，插在帽子上。
满街都是红旗，红的，红的，红的，整条王府井大街变成了一条红色的河。
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路边，怀里抱著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穿著军装，戴著军帽，嘴角微微上扬，在笑。
她抱著相框，站在人群里，不哭不笑，只是站著。
有人问她：“大姐，这是谁？”
她低头看了一眼照片。
“我爹，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牺牲了，那年我三岁。”
“今天他看到了，他会看到的。”
妇女的眼泪滴在相框的玻璃上，一滴，两滴，三滴，她没有擦。
十点，瀋阳，九一八歷史博物馆。
博物馆门口人山人海，不是来参观的，是来告慰的。
告慰那些在十四年抗战中牺牲的英灵，告慰那些在白山黑水间长眠的烈士。
一个白髮苍苍的老人跪在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磕了三个头。
额头磕在石板上，磕出了血。
他的身后，所有人同时跪了下去，磕头！
不是给活人磕头，是给死人磕头。
给那些死在鬼子手里的人磕头，给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將士磕头，给那些死在集中营里的平民磕头。
三百五十万东北同胞的血，不是白流的。
几千万人的命，不是白丟的。
今天，还了，血债，血偿了。
一个年轻人站在旁边，手里举著一面大旗，旗上写著，血债血偿。
他的手臂在抖，旗子在风中猎猎作响，旗上的四个字在阳光下闪著金色的光。
十一点，金陵，遇难同胞纪念馆。
纪念馆门口的广场上，人山人海。
不是游客，是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手捧著鲜花，白菊花，黄菊花，一束一束地放在纪念馆门口的台阶上。
花越堆越多，堆成了一座小山。
有人在放蜡烛，白色的蜡烛，在阳光下点不著，不是风大，是手抖。
点不著，就用打火机烧，烧化了蜡油滴在烛芯上，点燃了。
烛光很小，在阳光下几乎看不到。
但没有人说看不到，每个人都看到了，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是用心看到的。
一名身穿军装，佩戴大校军衔的中年军人站在纪念馆门口，手里拿著一封信，信封是黄色的，上面写著，遇难同胞收。
他把信放在花丛中，对著纪念馆鞠了一躬。
“三七年，我八岁，我爹我娘我姐姐我弟弟，都没了，就剩我一个，我一个人活到了今天，我今天来了，来告诉你们，鬼子投降了，我们没有大开杀戒，但鬼子活著比死了还痛苦，欠我们的会十倍百倍偿还！你们可以安息了。”
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但风把他的声音吹进了纪念馆，吹进了那些遇难者的名字里，吹进了刻著三十万遇难者的石碑里。
十二点，重庆，解放碑下聚集了数万人。
这座碑是抗战胜利后建的，碑上刻著抗战胜利纪功碑几个大字。
今天，碑下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
有人在碑上掛了一条横幅，红底白字，写著告慰抗战英烈，东大今日胜利。
有人在碑前献花圈，花圈很大，两个人抬著，放在碑座上。
花圈的輓联上写著，英烈千古，永垂不朽！
有人在碑前演讲。
不是领导，不是专家，是普通人。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著红色的连衣裙，头髮披散著，站在碑前的台阶上，手里拿著一个扩音器。
她的声音很大，大到整个广场都能听到。
“我是重庆人，我爷爷是川军。一九三七年，他出川抗日，走的时候，我奶奶刚怀上我爸，他再也没有回来，他死在了台儿庄，我奶奶等了他一辈子，去年我奶奶去年走了，走之前跟我说，你爷爷要是回来了，告诉他，我等他等了一辈子，没等到，但你肯定能等到，你一定要告诉他……”
女人的眼泪流下来，扩音器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
她没有去捡，蹲在台阶上，抱著膝盖，哭著。
几万人的广场上，只有她的哭声在迴荡。
没有人劝她，没有人安慰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告慰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等的爷爷，每个人都有自己等了一辈子也等不到的人。
十三点，魔都，外滩。
黄浦江两岸挤满了人，江岸的建筑是殖民时代的遗產，也是屈辱的见证。
今天，这些建筑上掛满了红旗，每一扇窗户都插著红旗，每一根灯柱都掛著红旗，每一棵树上都繫著红旗。
红旗在风中飘，像一片红色的海洋。
有人在江边放鞭炮，不是一掛一掛的放，是一箱一箱的放。
鞭炮声从早上响到现在，没有停过。
硝烟瀰漫在黄浦江上，把江水染成了灰色。
有人在江边敲锣打鼓，鼓是龙鼓，一人多高，两个人抬著，一个人敲。
鼓声震天，震得江对面的玻璃都在抖。
有人在江边舞龙，龙是金色的，几十米长，几十个人举著，在人群中穿行。
龙的眼睛是红色的灯泡，一闪一闪的，像活的一样。
一个老人在江边坐著，轮椅，旁边站著一个年轻人。
老人看著江面上的船，看著那些掛著红旗的船，看著那些鸣著汽笛的船。
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年轻人弯下腰，把耳朵凑到老人嘴边。
“爷爷，你说什么？”
老人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枯叶。
“我三十六岁那年，在这条江上，看到鬼子的军舰，军舰很大，炮管很长，从江面上开过去，把太阳都遮住了，我那时候想，我们什么时候也有这样的军舰？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开到东京去？”
他停了一下，老泪纵横的说道：“今天，我们的舰队开到东京湾了，开到东京湾了，我看到了，我活著看到了。”
年轻人的眼泪滴在老人手背上。
广州，中山纪念堂。
纪念堂前的广场上，数万人集会。
不是官方组织的，是自发的。
人们在纪念堂的台阶上铺了一面巨大的红旗，红旗很大，铺满了整个台阶。
旗上写著，告慰孙先生，一个老人在旗前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不像老人，像壮年。
“孙先生说过，华夏是一个大国，只要团结起来，任何敌人都不怕，今天，我们团结了，我们贏了，从甲午到今日，八十年，八十年啊，我们等到了，我们可以告慰先生了，我们可以告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先烈了。”
他的声音在广场上迴荡，像钟声，一下一下的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武汉，江汉关。
江汉关的钟声响了，不是整点报时，是胜利的钟声。
钟声从江汉关的钟楼里传出来，传遍了汉口，传遍了汉阳，传遍了武昌。
钟声传到了黄鹤楼，传到了长江大桥，传到了东湖，在长江两岸迴荡，在武汉三镇迴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