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时间七月五日下午四点,加州山景城。
新思科技亚太区总裁哈维·林德伯格的办公室在公司主楼三层,落地窗朝东。这一刻,他刚从一场关於亚洲市场的內部例会出来,手里端著一杯没喝完的冰美式。秘书递过来的《华尔街日报》摆在他桌面正中,头版折角的位置,是一篇昨晚刚从上海发回来的稿子,標题翻译过来是:
“第五家:中国宣布启明项目,工业仿真四十年寡头格局首次被正面挑战。”
哈维把咖啡放在杯垫上。
他读了一遍这个標题。读到“第五家”三个字时,他在心里把这三个字默念了一遍,然后把报纸合上了。
他靠回椅背。
他没有笑。
二十六年前,他在伯克利读博士的时候,导师是berkeley spice第二代核心维护人之一。berkeley spice,一九七三年第一版,二零零五年是它三十二岁生日,二零二六年是它五十三岁生日。这五十三年里,全球工业仿真核心算法,从spice一路演化到spectre、hspice、tcad sentaurus、calibre,十五万项专利、四千多个核心算法节点,九成握在四家寡头手里。
这九成是怎么变成九成的,哈维比任何人都清楚。
是过去三十年里,新思、鏗腾、ansys、西门子,把全世界凡是稍微像样的小型独立算法公司,一家一家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把核心算法专利打包,封进各自的工具链。买不下来的,就用专利诉讼把他们拖到现金流断掉。
哈维亲自参与过其中的十一家收购,亲自批过其中的二十三起诉讼。
所以当他在这一天下午四点钟,看见一份从中国发回来的报导,標题写著“第五家”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这意味著什么。他只是在心里把这三个字过了一遍,然后告诉自己——
他们绕不过去。
他从內线电话上按了第一个键。
“凯特,”他说,“帮我接两个號码。第一个,新思中国区首席法务,上海陆家嘴办公室。第二个,新思全球智慧財產权委员会主席,我们波士顿办公室。”
“两条线一起?”凯特问。
“两条线一起。”他说,“先接上海,优先级最高。”
他放下话筒,等了大约四十秒。
上海那一头是中午七点。新思中国区首席法务在陆家嘴办公室,刚刚从一场和华为的例行会议里出来。
“哈维。”电话那头说。
“今天上海发生了什么,你在场吗?”哈维问。
“启明项目。”电话那头说,“我没去现场。我看了內部简报。”
“他们公开提了五个方块。”哈维说,“cmos、功率器件、光电、量子界面、mems。他们说八年。”
“是的。”
“我要你做一件事。”哈维说,“在四十八小时之內,把新思公司在中国大陆有效的工业仿真核心算法专利,做一份完整清单,按五个方块分类。每一个方块下面,把我们手里『可主张』的专利按优先级排序。第一档,最容易在中国大陆法院打贏的;第二档,有爭议但可以拖三到五年的;第三档,纯防御性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要主张?”法务问。
“我不要主张。”哈维说,“至少现在不要。”
“那你要清单做什么?”
“放在桌上。”哈维说,“放在我桌上,放在波士顿那一边的桌上。这一份清单做出来之后,我要它在未来八年里,每六个月更新一次。”
“懂了。”法务说,“清单只放,不出。”
“清单只放,不出。”哈维说,“除非有一天他们的某一个方块走到了我们绕不过去的位置。那一天我们再翻这一张桌子。”
他掛掉上海这一头。
波士顿那一头大约四十秒后接上来。
“哈维。”
“你看了今天上海的新闻?”
“看了。”波士顿那一头说,“我已经让团队在跟。”
“跟到什么程度?”
“跟到我们和鏗腾、ansys、西门子,四家最近一次mems专利包共有协议的范围之內。”波士顿那一头说,“这一份共有协议,我们四家一共有六百一十二项mems相关核心算法专利,九成在美国登记,八成在中国登记,七成在德国登记。我已经让团队把这六百一十二项里『可在中国主张』的那一档,单独列了出来。”
“多少项?”哈维问。
“一百七十二项。”
哈维把咖啡端起来,喝了一口。
“一百七十二项里,”他说,“今天暂时不动。但是八月十二日韦伯访沪那一天,我希望这一份清单的第一档,送到我桌上。”
“韦伯是英飞凌的。”波士顿说,“不是我们的。”
“我知道。”哈维说,“但是英飞凌八月十二日要在上海跟薇澜签一份联合协议。我希望那一份协议签之前,我们这一份清单在我桌上。我不主张。我只看。”
“懂了。”波士顿说。
哈维掛掉电话。
他坐回椅子上,看著窗外。山景城下午四点的太阳还很高,落在公司草坪那一片橄欖树的叶子上,把叶子的边缘照得发白。
他没有立刻起身。
他在心里把“第五家”这三个字又过了一遍,然后把那一份《华尔街日报》拿起来,翻到了第二版。第二版底下有一条小字,是路透社转发的一段:
“……薇澜创新创始人苏辰在评审会上表示,启明项目的第三层目標包括量子-mems交互界面仿真与太赫兹波段工业仿真。专家普遍认为,这两条目標在五年內技术难度极大……”
哈维把这一段读了两遍。
他把报纸合起来。
他没有打第三个电话。
他把咖啡喝完。
他重新打开內线,对凯特说:“帮我把今天傍晚六点跟韦伯的內线电话取消。我明天早上八点再打。”
“好的。”凯特说。
他放下话筒。
他知道,这一通电话不能今天打。今天打,他自己的语气控制不好。他需要一个晚上。
他需要在明天早上八点,用一个完全冷静的口径,告诉韦伯——八月十二日他在上海签那一份联合协议的时候,新思这一边,会在桌底下,放一份一百七十二项的清单。不出。只放。
上海时间七月六日下午十二点二十分,湖南卫视《財经观察》栏目演播厅。
这一档午间访谈是临时插进去的。原本中午十二点这一档播的是《消费风向標》,昨晚十一点紧急换稿,换成了一档六十分钟的財经专题,主题只有一个:启明项目究竟有没有走成的可能。
演播厅里坐著两个人。一位是主持人苏晓鶯,湖南卫视財经频道首席。一位是嘉宾,何昭明,某高校工业软体方向特聘教授,五十四岁。
何昭明此前在多档电视节目里就启明项目和薇澜表过態。每一次,他的措辞都留著三分余地——既不直接看好,也不直接否定。这一档午间访谈,是他第一次把话说死。
苏晓鶯把开场词压到了一分钟。
“何教授,”她说,“您认为启明项目在未来八年內,实现它第二层那五个方块的目標,有没有可能?”
何昭明把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我的看法是,没有可能。”他说。
演播厅里的导播下意识把镜头切了一下。
苏晓鶯顿了半秒。
“何教授能展开说一下吗?”她说,“为什么是没有可能?”
“因为工业仿真这一条赛道,”何昭明说,“跟mems亚微米节点不是一回事。mems亚微米节点是一条物理工艺的赛道,这一条赛道上,中国过去十年砸了三千亿,薇澜踩在这三千亿上面,跑通了。这是事实。但是工业仿真这一条赛道,不是物理工艺,是算法。算法这一块,中国从一九七三年berkeley spice第一版诞生到今天,五十三年里,从来没有跑通过。”
他顿了一下。
“五十三年。”他重复了一遍,“五十三年里,全球工业仿真核心算法专利,登记在册的有十五万项。这十五万项里,九成握在四家公司手里——新思、鏗腾、ansys、西门子。剩下一成,握在三家美国独立標定库公司和七家欧洲学术机构手里。中国本土的工业仿真公司,华大九天、概伦电子、广立微、芯华章,这四家一共持有多少项核心算法专利?”
他自己回答了。
“八百三十二项。”
“八百三十二对十五万。”他说,“这是启明站上桌子那一刻看见的牌面。”
苏晓鶯没有插话。
“启明能不能绕过去?”何昭明说,“我的答案是——绕不过去。第一,启明走五个方块,每一个方块都要跑工业仿真,工业仿真要跑得动,核心算法绕不过这十五万项。第二,启明就算自研出自己的核心算法,跑出来的输入输出格式,如果跟新思、鏗腾、ansys、西门子四家不兼容,那启明的客户拿不出过去二十年的歷史数据。台积电、英特尔、三星、格罗方德,这四家在过去二十年里所有的tcad输入文件,九成是新思的sentaurus格式。启明读不了sentaurus格式,启明的客户拿不出歷史数据,启明就跑不通新一代节点。”
他停了一下。
“第三,”他说,“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专利。”
他把茶杯端起来。
“去年——准確地说,去年六月——新思、鏗腾、ansys、西门子,四家做了一份內部协议,叫mems核心算法专利包共有协议。这一份协议外面没几个人知道。但是这一份协议里,四家把六百一十二项mems相关核心算法专利打包,共同持有。这六百一十二项里,大约一百七十多项,在中国大陆是登记有效的。”
苏晓鶯把笔停下。
“一百七十多项？”她问。
“一百七十多项。”何昭明说,“启明的第二层走出去,启明的第三层走出去,启明只要在工业仿真器里跑出一个商业產品,这一百七十多项里,会有相当一部分,被四家中的某一家,在某一个早上,放到桌子上。”
“他们会主张吗？”苏晓鶯问。
“他们不一定第一年主张。”何昭明说,“他们可能等。等到启明走到第四年、第五年,等到启明开始有真正的现金流，等到启明开始出货——他们再主张。”
“如果主张,”苏晓鶯说,“按照中国法院的判决习惯,赔偿会是多少？”
何昭明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冷。
“这一类核心算法专利的天价索赔,”他说,“在美国法院一般是单项三亿到五亿美元。一百七十二项,如果按平均三亿,理论上限是五百一十六亿美元。中国法院通常会缩减——但是缩到一半,也是两百五十八亿美元。”
他停了一下。
“一千八百亿人民幣。”他说。
苏晓鶯没有再问。
“一条算法专利,”何昭明慢慢地说,“可以让一家公司在某个早上,从桌上消失。一百七十二条,可以让一个国家级项目,在某个早上,被推回到第零年。”
他把茶杯轻轻放回桌面。
演播厅里安静了几秒。
这一段访谈第二天上午,被剪成三十秒的短片,在国內各大门户网站推送量累计破六亿。短片的標题统一是七个字:启明,真的可能吗？
这一档午间访谈播完之后,何昭明在演播厅外的化妆间里收手机。他刚把手机解锁,就看见微博通知里跳出来一条评论。这条评论来自一个粉丝数三十二万的財经类帐號,只有一句话:
“何教授今天这一段,听起来是在劝启明退,实际上是在劝中国所有还没註册工业仿真专利的公司,赶紧註册。”
何昭明把手机锁屏。
他没有回。
他知道这条评论看穿了他这一档访谈真正想说的那一层意思——他的醉翁之意从来不是把启明骂下去。骂下去他得不到任何好处。他的醉翁之意是,让今天上午十一点之后还坐在办公室里看《財经观察》的、那些手里握著两三亿利润的中国工业软体公司老板,在中午十二点二十分之后,拿起电话,打给自己的法务总监,问一句:“我们手里的专利,今年还能再多註册一百项吗？”
他知道这一句问出去之后,中国工业软体这一条赛道,会比启明那一边热得更早。
他笑了一下。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出了演播厅。
下午两点,薇澜张江总部三楼大会议室。
林薇把今天上午的会议纪要列印了十二份,放在长桌上。她翻到最后一页,在“七地確立”那一行下面,用钢笔加了一行字:
下午三点,启动苏州工业园材料標定中心选址。
她把这一行字写完,抬头,看见苏辰正站在窗边,手里端著一杯热水。
窗外的阳光从他身后落进来,把他这一身浅灰色衬衫的轮廓照得发白。
“湖南卫视那一档,你看了？”她问。
“看了。”苏辰说。
“何昭明那一段最后那句话,”林薇说,“你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苏辰说。
林薇没有再问。
她把笔放下,走到他身边,顺著他的目光看出去。
窗外的张江,这一刻没有什么特別。只是七月里上海最普通的一个下午,远处工地上吊车的影子,在阳光下慢慢摆。
新思科技亚太区总裁哈维·林德伯格的办公室在公司主楼三层,落地窗朝东。这一刻,他刚从一场关於亚洲市场的內部例会出来,手里端著一杯没喝完的冰美式。秘书递过来的《华尔街日报》摆在他桌面正中,头版折角的位置,是一篇昨晚刚从上海发回来的稿子,標题翻译过来是:
“第五家:中国宣布启明项目,工业仿真四十年寡头格局首次被正面挑战。”
哈维把咖啡放在杯垫上。
他读了一遍这个標题。读到“第五家”三个字时,他在心里把这三个字默念了一遍,然后把报纸合上了。
他靠回椅背。
他没有笑。
二十六年前,他在伯克利读博士的时候,导师是berkeley spice第二代核心维护人之一。berkeley spice,一九七三年第一版,二零零五年是它三十二岁生日,二零二六年是它五十三岁生日。这五十三年里,全球工业仿真核心算法,从spice一路演化到spectre、hspice、tcad sentaurus、calibre,十五万项专利、四千多个核心算法节点,九成握在四家寡头手里。
这九成是怎么变成九成的,哈维比任何人都清楚。
是过去三十年里,新思、鏗腾、ansys、西门子,把全世界凡是稍微像样的小型独立算法公司,一家一家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把核心算法专利打包,封进各自的工具链。买不下来的,就用专利诉讼把他们拖到现金流断掉。
哈维亲自参与过其中的十一家收购,亲自批过其中的二十三起诉讼。
所以当他在这一天下午四点钟,看见一份从中国发回来的报导,標题写著“第五家”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这意味著什么。他只是在心里把这三个字过了一遍,然后告诉自己——
他们绕不过去。
他从內线电话上按了第一个键。
“凯特,”他说,“帮我接两个號码。第一个,新思中国区首席法务,上海陆家嘴办公室。第二个,新思全球智慧財產权委员会主席,我们波士顿办公室。”
“两条线一起?”凯特问。
“两条线一起。”他说,“先接上海,优先级最高。”
他放下话筒,等了大约四十秒。
上海那一头是中午七点。新思中国区首席法务在陆家嘴办公室,刚刚从一场和华为的例行会议里出来。
“哈维。”电话那头说。
“今天上海发生了什么,你在场吗?”哈维问。
“启明项目。”电话那头说,“我没去现场。我看了內部简报。”
“他们公开提了五个方块。”哈维说,“cmos、功率器件、光电、量子界面、mems。他们说八年。”
“是的。”
“我要你做一件事。”哈维说,“在四十八小时之內,把新思公司在中国大陆有效的工业仿真核心算法专利,做一份完整清单,按五个方块分类。每一个方块下面,把我们手里『可主张』的专利按优先级排序。第一档,最容易在中国大陆法院打贏的;第二档,有爭议但可以拖三到五年的;第三档,纯防御性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要主张?”法务问。
“我不要主张。”哈维说,“至少现在不要。”
“那你要清单做什么?”
“放在桌上。”哈维说,“放在我桌上,放在波士顿那一边的桌上。这一份清单做出来之后,我要它在未来八年里,每六个月更新一次。”
“懂了。”法务说,“清单只放,不出。”
“清单只放,不出。”哈维说,“除非有一天他们的某一个方块走到了我们绕不过去的位置。那一天我们再翻这一张桌子。”
他掛掉上海这一头。
波士顿那一头大约四十秒后接上来。
“哈维。”
“你看了今天上海的新闻?”
“看了。”波士顿那一头说,“我已经让团队在跟。”
“跟到什么程度?”
“跟到我们和鏗腾、ansys、西门子,四家最近一次mems专利包共有协议的范围之內。”波士顿那一头说,“这一份共有协议,我们四家一共有六百一十二项mems相关核心算法专利,九成在美国登记,八成在中国登记,七成在德国登记。我已经让团队把这六百一十二项里『可在中国主张』的那一档,单独列了出来。”
“多少项?”哈维问。
“一百七十二项。”
哈维把咖啡端起来,喝了一口。
“一百七十二项里,”他说,“今天暂时不动。但是八月十二日韦伯访沪那一天,我希望这一份清单的第一档,送到我桌上。”
“韦伯是英飞凌的。”波士顿说,“不是我们的。”
“我知道。”哈维说,“但是英飞凌八月十二日要在上海跟薇澜签一份联合协议。我希望那一份协议签之前,我们这一份清单在我桌上。我不主张。我只看。”
“懂了。”波士顿说。
哈维掛掉电话。
他坐回椅子上,看著窗外。山景城下午四点的太阳还很高,落在公司草坪那一片橄欖树的叶子上,把叶子的边缘照得发白。
他没有立刻起身。
他在心里把“第五家”这三个字又过了一遍,然后把那一份《华尔街日报》拿起来,翻到了第二版。第二版底下有一条小字,是路透社转发的一段:
“……薇澜创新创始人苏辰在评审会上表示,启明项目的第三层目標包括量子-mems交互界面仿真与太赫兹波段工业仿真。专家普遍认为,这两条目標在五年內技术难度极大……”
哈维把这一段读了两遍。
他把报纸合起来。
他没有打第三个电话。
他把咖啡喝完。
他重新打开內线,对凯特说:“帮我把今天傍晚六点跟韦伯的內线电话取消。我明天早上八点再打。”
“好的。”凯特说。
他放下话筒。
他知道,这一通电话不能今天打。今天打,他自己的语气控制不好。他需要一个晚上。
他需要在明天早上八点,用一个完全冷静的口径,告诉韦伯——八月十二日他在上海签那一份联合协议的时候,新思这一边,会在桌底下,放一份一百七十二项的清单。不出。只放。
上海时间七月六日下午十二点二十分,湖南卫视《財经观察》栏目演播厅。
这一档午间访谈是临时插进去的。原本中午十二点这一档播的是《消费风向標》,昨晚十一点紧急换稿,换成了一档六十分钟的財经专题,主题只有一个:启明项目究竟有没有走成的可能。
演播厅里坐著两个人。一位是主持人苏晓鶯,湖南卫视財经频道首席。一位是嘉宾,何昭明,某高校工业软体方向特聘教授,五十四岁。
何昭明此前在多档电视节目里就启明项目和薇澜表过態。每一次,他的措辞都留著三分余地——既不直接看好,也不直接否定。这一档午间访谈,是他第一次把话说死。
苏晓鶯把开场词压到了一分钟。
“何教授,”她说,“您认为启明项目在未来八年內,实现它第二层那五个方块的目標,有没有可能?”
何昭明把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我的看法是,没有可能。”他说。
演播厅里的导播下意识把镜头切了一下。
苏晓鶯顿了半秒。
“何教授能展开说一下吗?”她说,“为什么是没有可能?”
“因为工业仿真这一条赛道,”何昭明说,“跟mems亚微米节点不是一回事。mems亚微米节点是一条物理工艺的赛道,这一条赛道上,中国过去十年砸了三千亿,薇澜踩在这三千亿上面,跑通了。这是事实。但是工业仿真这一条赛道,不是物理工艺,是算法。算法这一块,中国从一九七三年berkeley spice第一版诞生到今天,五十三年里,从来没有跑通过。”
他顿了一下。
“五十三年。”他重复了一遍,“五十三年里,全球工业仿真核心算法专利,登记在册的有十五万项。这十五万项里,九成握在四家公司手里——新思、鏗腾、ansys、西门子。剩下一成,握在三家美国独立標定库公司和七家欧洲学术机构手里。中国本土的工业仿真公司,华大九天、概伦电子、广立微、芯华章,这四家一共持有多少项核心算法专利?”
他自己回答了。
“八百三十二项。”
“八百三十二对十五万。”他说,“这是启明站上桌子那一刻看见的牌面。”
苏晓鶯没有插话。
“启明能不能绕过去?”何昭明说,“我的答案是——绕不过去。第一,启明走五个方块,每一个方块都要跑工业仿真,工业仿真要跑得动,核心算法绕不过这十五万项。第二,启明就算自研出自己的核心算法,跑出来的输入输出格式,如果跟新思、鏗腾、ansys、西门子四家不兼容,那启明的客户拿不出过去二十年的歷史数据。台积电、英特尔、三星、格罗方德,这四家在过去二十年里所有的tcad输入文件,九成是新思的sentaurus格式。启明读不了sentaurus格式,启明的客户拿不出歷史数据,启明就跑不通新一代节点。”
他停了一下。
“第三,”他说,“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专利。”
他把茶杯端起来。
“去年——准確地说,去年六月——新思、鏗腾、ansys、西门子,四家做了一份內部协议,叫mems核心算法专利包共有协议。这一份协议外面没几个人知道。但是这一份协议里,四家把六百一十二项mems相关核心算法专利打包,共同持有。这六百一十二项里,大约一百七十多项,在中国大陆是登记有效的。”
苏晓鶯把笔停下。
“一百七十多项？”她问。
“一百七十多项。”何昭明说,“启明的第二层走出去,启明的第三层走出去,启明只要在工业仿真器里跑出一个商业產品,这一百七十多项里,会有相当一部分,被四家中的某一家,在某一个早上,放到桌子上。”
“他们会主张吗？”苏晓鶯问。
“他们不一定第一年主张。”何昭明说,“他们可能等。等到启明走到第四年、第五年,等到启明开始有真正的现金流，等到启明开始出货——他们再主张。”
“如果主张,”苏晓鶯说,“按照中国法院的判决习惯,赔偿会是多少？”
何昭明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冷。
“这一类核心算法专利的天价索赔,”他说,“在美国法院一般是单项三亿到五亿美元。一百七十二项,如果按平均三亿,理论上限是五百一十六亿美元。中国法院通常会缩减——但是缩到一半,也是两百五十八亿美元。”
他停了一下。
“一千八百亿人民幣。”他说。
苏晓鶯没有再问。
“一条算法专利,”何昭明慢慢地说,“可以让一家公司在某个早上,从桌上消失。一百七十二条,可以让一个国家级项目,在某个早上,被推回到第零年。”
他把茶杯轻轻放回桌面。
演播厅里安静了几秒。
这一段访谈第二天上午,被剪成三十秒的短片,在国內各大门户网站推送量累计破六亿。短片的標题统一是七个字:启明,真的可能吗？
这一档午间访谈播完之后,何昭明在演播厅外的化妆间里收手机。他刚把手机解锁,就看见微博通知里跳出来一条评论。这条评论来自一个粉丝数三十二万的財经类帐號,只有一句话:
“何教授今天这一段,听起来是在劝启明退,实际上是在劝中国所有还没註册工业仿真专利的公司,赶紧註册。”
何昭明把手机锁屏。
他没有回。
他知道这条评论看穿了他这一档访谈真正想说的那一层意思——他的醉翁之意从来不是把启明骂下去。骂下去他得不到任何好处。他的醉翁之意是,让今天上午十一点之后还坐在办公室里看《財经观察》的、那些手里握著两三亿利润的中国工业软体公司老板,在中午十二点二十分之后,拿起电话,打给自己的法务总监,问一句:“我们手里的专利,今年还能再多註册一百项吗？”
他知道这一句问出去之后,中国工业软体这一条赛道,会比启明那一边热得更早。
他笑了一下。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出了演播厅。
下午两点,薇澜张江总部三楼大会议室。
林薇把今天上午的会议纪要列印了十二份,放在长桌上。她翻到最后一页,在“七地確立”那一行下面,用钢笔加了一行字:
下午三点,启动苏州工业园材料標定中心选址。
她把这一行字写完,抬头,看见苏辰正站在窗边,手里端著一杯热水。
窗外的阳光从他身后落进来,把他这一身浅灰色衬衫的轮廓照得发白。
“湖南卫视那一档,你看了？”她问。
“看了。”苏辰说。
“何昭明那一段最后那句话,”林薇说,“你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苏辰说。
林薇没有再问。
她把笔放下,走到他身边,顺著他的目光看出去。
窗外的张江,这一刻没有什么特別。只是七月里上海最普通的一个下午,远处工地上吊车的影子,在阳光下慢慢摆。